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地各部门各领域纷纷总结发展成就，组织文艺节目、文化活动，表达对祖国爱的心声。
60年，是政治、经济进步的60年，也是文化发展的60年。
政治，本质上是处理冲突与合作的上层建筑。文艺，本质上是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合作。所以，二者在对象上，十分相似。
政治除了通过制度的力量，来调整和规范利益的分配，还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感召人心，克服人性的弱点；文艺的发展，在很多时候并不与经济的发展成比例关系，但却无法脱离政治，因为它关系到一时一地的世界观、价值观。
正因为文艺与政治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文关系，因此，从文艺的角度来检视中国60年的进程，未尝不是很好的纪念。
60年中国文艺的命运，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为了让普通读者能迅速进入这段历史，我选择三个通俗易懂的文艺现象，简单勾勒60年文艺的况味。
王蒙的命运：上世纪50年代，因“双百方针”的缘故，在文艺战线上，呈现出一片繁荣与生机。有“浑身汗毛孔里都渗着忠诚”、“社会主义文学样本”的《保卫延安》，又有一批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突破文学禁区的“青春写作”。
这主要表现在王蒙的《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宗璞的《红豆》。前者为社会批评小说，结果被批判为“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偏激和梦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后者是爱情小说，本意是表现为了革命而放弃了爱情，结果情感描写太成功，被当成不是坚强而是软弱，“虽说不后悔，但通篇感觉是后悔”。
现在回过头来看，且不说这些作品都长留文学史，但就作家们的爱国之心，自始至终是一致的。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相关，可以辩论批判，甚至可以扣帽子，只是，如果非原则问题因文获罪，的确是矫枉过正。
相映成趣的是，到今天，“小资”写作、私小说反而大行其道，而英雄主义却逐渐式微，仿佛不来一点情情爱爱，没有一点“污点”，就没有卖点。许多人开始抨击“高大全”，彰显“人性论”。这一次是以“文艺标准”否定“政治标准”。
样板戏的命运：上世纪60年代，艺术领域最火的当属样板戏，据统计，当时有8亿人在学唱样板戏。“学唱样板戏，革命向前进”，成为流传一时的口号。随后，样板戏被贴上政治傀儡的标签，而为人所不耻。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去年教育部公布京剧进校园的名录中，有多个曲目却正是样板戏，于是又引来诸多人的非议。只不过这一次相反，是以“政治标准”来否定“艺术标准”。
其实，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样板戏通过改良京剧的唱腔与内容，十分适合普及。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接受我采访时，也表示“样板戏虽然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它的确是戏剧长河中产生的精品。现在很多戏迷，其实是样板戏时熏陶出来的。泼脏水不应连孩子一起泼。”这种看法比较中肯，文艺标准毕竟不都等同于政治标准。
孔子的命运：在过去60年中，孔子的命运起起伏伏，颇具戏剧性。早先前，因为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缘故，孔子本不受重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孔子变成了最火的文化人，全国人民都来批判。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孔子又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带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友好，走向世界。这既是“政治标准”，也是“文艺标准”。
孔子褒贬往复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文艺标准”与“政治标准”一直在漂移不定，犬牙交错。
从王蒙，样板戏，再到孔子，管中窥豹，不禁让人会问：60年中国文艺，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或许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政治有着自我修复与调整的功能，文学也有着自身规律与反思精神。
十年过去了，历史终究成为历史。无论如何，值得欣慰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逐渐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传递着这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无论歌颂还是批评、讽刺，都能找到自己合法的位置。
打开电视，既能看到《保卫延安》的正剧，也能看到缠绵悱恻的韩剧，有人在歌颂孔子，有人在热爱章子怡。的确，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