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个”，20岁的李亚莉熟练地将手头的“花木兰”玩偶塑封装包，作为玩具厂中最后一道工序，这个数字和每月1300元的工资一起，成为她东莞岁月里的关键词汇。
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之一，人口迁移指人口在地理上的位置变更。在从河南上蔡到东莞的旅途中，李亚莉只是成千上万农民工中的普通一员，而她背后的这个群体，却正以近乎膨胀的速度迅速扩张。
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底，河南流出人口达1050万，广东、北京、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成为主要流向；而广东现有流动人口已突破3000万。有趣的是，它们恰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省份。
“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表示，由于对劳动力的解放，这种迁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其背后，更反映了中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现代转变。
其实，这种转变来得并不及时。出于稳定劳动力和社会控制的需求，迁移在中国古代不受欢迎，管理成本过高带来的顾虑更使起源于宋代，为加强对地方控制和管理的“保甲制”一直延续至民国，旧中国的人口迁移也更多因战乱和饥荒而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情况才出现变化。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频繁的时期。
“战争造成的破坏使新政权建立初期，城市建设对劳动力需求极大。”段成荣说：“但到195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国家开始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控制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
而这并不意味着迁移的彻底消失。事实上，此时自发的人口迁移开始被政府有组织、有规划的迁移活动所取代。
“50年代组织的西部大开发，尽管迁去的人大多返回家乡，但河南当时就有上百万人参与了这一进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俊哲说：“包括从上海、北京迁到甘肃等地，都属于此类。”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难以解决就业问题，“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进入农村，成为新的历史名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64岁的张奇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从北京出发时，母亲依依不舍，父亲却斩钉截铁，让子女到远方去接受应有的锻炼。
“家里5个孩子中，我去新疆，老二去了东北。”和后来陆续返城的人们不同，张奇笑选择了留下，“尽管现在回想有些后悔，但自己的事业总得继续，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他说。
张奇笑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并不能继续吸引他的后代，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如今是他的骄傲。“献了青春不献子孙。”张奇笑略有些自嘲地说。
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带来生产效率大步提高的同时，也使得农村隐性失业被摆上桌面，而城市的加速发展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却日益增加。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
至此，1958年开始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1984年，外出打工的农民突破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以经济目标为趋归的人口自由流动蔚然成潮。
而带领李亚莉走出河南的，正是90年代初期到深圳打工的上蔡青年农民张全收，如今他被称为“农民工司令”，通过自己创办的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组织松散劳动力，培训组编后形成“劳工团队”，向各行业输送劳动力。
“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和工友们一起看着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为他们准备的培训课程，19岁的齐笑笑对自己外出打工的解释十分简单：“种地实在太累，还挣不到什么钱。”
人口出生高峰的一代已经成人。刘俊哲解释说，由于这一代年轻人对农业技术相对不熟悉，加上平日能够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在改变自身命运和经济吸引力的双重推动下，他们越来越多去往沿海等发达地区。
“树挪死，人挪活。”刘俊哲强调，尽管人口流动使管理压力增大，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也有一定影响，但社会中的细胞要激活和流动，人口流动正是激活社会秩序和经济，并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极佳方式。
对金融危机后刚从广东回到老家的杨亚伟来说，农村生活显然已经不能让21岁的他满足。“等孩子稍微大一些，我们就会回去。”已经学有一技之长的他梦想像张全收一样在城市扎根，“他是我们的榜样。”杨亚伟说。
如今的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村委会外，便是张全收斥资近90万元重建的拐子杨小学，而担起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责的张全收，现在也比以往更频繁地奔波于河南和深圳之间。拐子杨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表示，张全收带领大家发展致富的能力无可置疑。
18世纪产业革命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移动在西欧、北美等国加速进行，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段成荣说。
“对工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来说，劳动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段成荣表示，这些年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自身也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取得了相应进步。
2006年年初，《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农民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民工的重大作用和贡献得到普遍认同，农民外出务工的环境和条件也逐步改善。
“若干年后，城市反哺乡村的情形将会出现。”段成荣预测。而在河南，如果本地经济条件可以了，就不一定会迁徙远处。刘俊哲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参与采写记者：袁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