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外使领馆的任务与职责呈现出新的特点。30年前中国是革命和战争的宣传者，30年后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这是一个重大转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实习生陈红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几代外交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与新中国外交事业一起成长壮大。据外交部统计，目前，我国与17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全球设立了250多个外交机构，驻外人员约5000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前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妙发亲历和见证了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沧桑巨变，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时表示，“6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与中国的国际定位关系密切。”
驻外使领馆履职4个新特点
据外交部有关部门向《瞭望》新闻周刊独家介绍，我国驻外外交人员常年远离祖国和亲人，经受住了恶劣自然环境、疾病、核污染、恐怖袭击乃至战火的考验，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始终恪尽职守、奋发进取，出色地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外交任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对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更加频繁。驻外使领馆的任务与职责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继续推进传统的政治外交。
驻外使领馆根据中央的总体外交方针政策，积极发展与驻在国政府、议会及社会各界的交往与合作，推动双边高层往来，稳定发展与主要大国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开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驻外使领馆积极为国内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参与和促成了一批大项目，为国内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使节表示，目前有30%以上的工作时间用于抓经济方面的事情。
广泛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
驻外使领馆积极发展与驻在国新闻媒体以及大专院校、学术机构的联系，宣传中国内外政策，努力增强各国民众对我国的了解与支持；积极参与主办“文化年”、“文化节”及建立“孔子学院”等活动；以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为契机，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有效地提升了我国软实力。
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保护我国在海外的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驻外使领馆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近年来，驻外使领馆每年都要处理大量领事保护案件，全力维护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如积极开展在乍得、东帝汶、所罗门、汤加、黎巴嫩等国的撤侨、护侨行动，妥善解决中国公民在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阿富汗遭绑架事件，及时处理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的车祸、空难、火灾等事故中的伤亡案件等。
“过去的外交人员主要是外语的能力，知识面比较窄，主要考虑政治上的问题。而今天的外交人员要考虑各式各样的问题，要讲应对传统的威胁，还要讲非常规的威胁，要求非常高，”吴妙发认为。
冲破封锁广交朋友
据外交部对本刊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建交国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部分亚非国家，驻外机构只有十几个。1955年亚非会议后，新中国先后迎来了两次建交高潮，驻外机构数量开始增多。
吴妙发回顾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跟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中国驻苏联和波兰使馆是比较大的，其他还有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最早跟美国的接触就在华沙，中美两国的驻波兰大使在华沙会谈了几十次，但由于受当时的国际条件限制，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为了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开始高姿态处理国际事务，参加了两次日内瓦会议，还有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出访了非洲十国，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开场时期。
1949年11月8日，中国外交部宣布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19年。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的，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候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这就为当时中国参加所有国际事务定下了战略基调，”吴妙发说。
1954年，中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局势的国际问题，这是中国参加多边外交的一个重要开端。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提出全朝进行自由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及对选举进行监督等一系列主张。但由于美国对这个会议不重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以原则坚定、积极灵活的高超的多边外交领导艺术，为中国赢得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参与者的高度赞扬。
紧接着，中国又参加了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跟朝鲜问题不一样，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进行得比较缓慢。
“中国在朝鲜问题会议上一共是51天，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上一共是75天。在整个126天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充分利用矛盾，适时地提出多边外交政策，或者赢得主动或者取得胜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吴妙发向本刊记者说起这段历史时显得非常自豪。
1955年，中国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是中国外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此次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进行经济文化合作。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西方国家而邀请中国，表现了广大亚非国家对新中国的重视和期盼。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4月19日和28日万隆会议的两次讲话对与会者产生极大的震撼，“求同存异”已经成为不仅是中国外交乃至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用语。这次会议使很多亚非国家解除了对中国的种种疑虑，周总理在会下还跟不少亚非国家领导人促膝谈心，对中国的制度、政策、外交、宗教信仰以及台湾问题等作了非常精确的解释，使得亚非国家从政治高度上认同了中国。周总理的个人魅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国领导人签署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成为划时代的宣言书。
“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中国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建交高潮铺平了道路，”吴妙发说。
新中国外交中另一个非常重大的成绩，就是周恩来总理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历时55天，接连访问了非洲10国。这次访问的背景是，到1963年，非洲已有30多个国家独立了。苏联与美国当时用经济援助和政治合作对非洲进行全面的渗透，而且挑拨中国跟非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策是走出去，广交朋友，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政策。周总理在突尼斯访问时，当天就宣布了中突两国建交公报，在西方引起了极大震动。中国当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在非洲影响很大，这也是访问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方面。
“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外交的开场时期，主要是冲破封锁，广交朋友，”吴妙发总结道。
多边外交15个方面成果
外交部提供给本刊的统计显示：1971年以后，随着建交国的大幅增加，中国驻外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也相应增加。到1979年底，我国驻外外交机构已超过120家。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认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了正式参与时期，成为中国外交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吴妙发强调说。
据吴妙发介绍，毛泽东主席当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为乔冠华代表中国在联大的首篇演讲定了基调，实际上也为1978年以前的中国外交确定了战略方针。毛主席说，这么多年不让中国人进联合国，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的世界形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将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吴妙发还透露说，当年基辛格访华时有两个国家起了中间作用，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罗马尼亚。基辛格访华时先在巴基斯坦逗留，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上始终起着拉线、斡旋的作用。
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多边外交已经有近40年，在吴妙发看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至少取得了15个方面的成果：
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多边主义职能，支持联合国的宪章，支持联合国成为强有力的最具权威的组织。
中国为支持朝鲜独立自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六方会谈机制内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和肯定。
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在伊朗问题上，中国积极支持安理会的五常加德国的会谈机制，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作出了贡献。中国还任命了中东问题特使，多次参与了斡旋协商工作。
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同所有安理会的成员国经过9年的努力，迫使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
中国谴责美军入侵巴拿马。
中国在海湾战争中坚持正义立场，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吞并科威特。当年钱其琛外长参加了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所有协商，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中国为波黑战争迎来和平曙光作出了贡献，至今波黑人民对中国在联合国的表态深表感激。
中国支持联合国进行必要的改革。联合国至今已经成立64年了，中国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合理的方针，得到很多国家的赞同。
中国提出了气候问题的基本思路。中国在巴厘岛会议上提出的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共同有责但是有所区别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启示。在罗马举行的粮食安全会议上，中国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却不进口粮食本身就为世界作出了贡献。
中国重视履行在千年首脑会议上的承诺，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放松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赞同。中国是第一个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联合国高级官员说，从1990年到2009年整个世界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16%，这里边的10%要归功于中国。中国为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发挥了很大作用，提出了政治解决和维和部队齐头并进的解决方案。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非常明确的，并任命了非洲问题特使。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人权事业，参加了联合国所有人权公约。
中国在维和部队上作了重大调整。从1971年到1988年的17年间，中国没有参加任何维和部队。从1988年开始参与，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中国现在参加维和部队共18支，人员在两万人次以上，地区遍布亚、非、拉、欧。人员已经占到联合国维和人员的20%，是安理会五常当中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还应安理会邀请参加了去年12月28日开始的打击索马里海盗的维和使命，现在已经护航三次。中国对维和从不参加到全面进入，把目光从沿海、沿岸的防卫走向近海远洋的维和，都是一些战略上的大调整，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在裁军和军费控制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5年中国首次裁军100万，1997年中国再次裁军50万。
中国在2007年积极支持亚洲人选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并且对联合国的财政作出贡献。中国从来是坚持交纳会费的，所交会费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五。
……
“这一段是中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参与时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彪炳史册，”吴妙发对这段时期作了这样的梳理。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外交事业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目前，我国与17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全球设立了250多个外交机构，驻外人员约5000人。外交部还成立了领事保护中心。
在专家眼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遵循的外交方针是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外是宣传革命和战争的理念。1978年之后的30年，中国遵循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
“前后一比较，我认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外交全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调整。中国外交在联合国框架下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理念的调整源自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也包括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的传承，”吴妙发分析说。
对此，吴妙发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
战争在相当一个时期打不起来，当代的主题不再是革命与战争而是和平与发展；
外交政策的基点不再是“一边倒”，而是独立自主，身体力行；
要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使其朝着公正合理化方向发展；
要尊重世界的多元化，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安全观；
要坚持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根本政策；
要积极参加国际多边协商合作。
“30年前中国是革命和战争的宣传者，30年后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正是根据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外交策略上作出的重大改变。总的来讲，不当头，在外交上从比较激进转为比较进取。现在中国已经把目光转到了联合国以外的整个国际社会，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协商，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吴妙发说。
这一段时间，中国外交成绩突出，包括与各大国建立战略关系，积极推进睦邻友好与区域合作，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等。
“现在中国的外交形势可以说是战略重振，形象全新”，吴妙发说，“也正因为如此，对外交官的要求也更高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对外交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我国对外合作和交流日益扩大，保护我国海外公民、法人安全和合法权益的任务越来越重。“我们的驻外使领馆身处一线，为促进我国对外合作、处理各种领事事件更是殚精竭虑”，外交部部长杨洁篪近日表示，“有效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外交队伍义不容辞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