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收回，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造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了中国的形象。凡是炎黄子孙，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其立场是什么，起码都对中华民族有自豪感。香港入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已是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问题，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后，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赵紫阳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过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问题。港人治港的标准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政府的主要成份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这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土要为此作出努力。
注：这是邓小平同志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