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出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连宁、何晔晖、信春鹰、刘振伟、沈春耀、任茂东、倪岳峰、乌日图、方新这些在5年前就已为大家熟悉的名字再次列在新一届委员的名单中。

5年前的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出159名常委会委员，其中10名年轻的专职委员引人注目，他们均是来自政府部门或者科研机构的司局级年轻干部，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行政关系调入人大常委会机关，成为专职委员。

2008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当年10名委员中的任茂东、倪岳峰和乌日图分别获任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此，除一名委员去世外，其他9人均获升副部级。

昨天（15日）公布的新一届常委会委员名单显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结构仍延续了年轻化、专业化的做法。但是，相关委员表示，恐不会再调入专职的年轻委员，但全国人大对专职年轻委员制度的探索仍在继续。

“低调”五年

五年间，这些年轻的专职委员们面对媒体普遍比较低调。

“这个制度仍然在探索中。”一位婉拒采访的专职年轻委员对本报记者说，“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准备，以后再说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也拒绝了采访。

五年前，李连宁、何晔晖、信春鹰、刘振伟、沈春耀、任茂东、倪岳峰、乌日图、方新、王东江等10名来自国务院部门和科研机构司局级干部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国家海洋局副局长39岁的倪岳峰，年龄最大的是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52岁的任茂东，其中两名来自科研机构的委员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信春鹰和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方新。此后，十人将行政关系转入全国人大机关，并在机关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五年间，这些年轻的专职委员们面对媒体普遍比较低调。

信春鹰恐怕是这些委员们中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了，2004年她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而她所负责的立法涉及社会领域的更多一些，便经常能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她面对媒体。

此前，信春鹰在中国法学网专栏上这样描述她当选常委会委员的心态，“纯粹学术生涯面临一个转折。愿以精卫填海之精神，将人生最有生机的二十年之积累报效社会。”

常委会会议上的“高调”

“他们还不错，年轻有热情，知识丰富。”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刘鹤章如此评价。

面对媒体低调，但这些委员们在常委会会议上却并不低调。比方说，任茂东和乌日图在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和报告中，经常会发表一些建设性意见。

2005年常委会审议行政强制法草案，乌日图提出，不应该赋予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任茂东亦认为，《行政强制法》不能赋予更多的行政部门和地方法规以行政强制设定权。

审议国务院提交的医疗卫生改革报告时，任茂东直言，卫生部门在强调向政府要钱的同时，应该更加强调管理的措施。

去年底审议首次提交常委会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时，乌日图表示，社会保险是国家承担基本责任的保险制度，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获得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保险中必须明确政府的责任和具体制度安排。

“他们还不错，年轻有热情，知识丰富。”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刘鹤章如此评价。

这是一个新的探索

“作为这次探索的实践者，10位年轻委员一定要珍惜这次机遇。”

对于这些年轻的专职委员，并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于是有媒体将他们称为“特别委员”、“专职委员”。

全国人大一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回顾当年的探索表示，这些专职年轻委员在到人大常委会任职前都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希望在培养之后能够提拔并在更广泛的空间发挥作用。

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说，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的精神，增加了一批比较年轻的委员，其中10人的行政关系转到全国人大机关，“这是一个新的探索。”

10位年轻委员在这之前成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主任委员助理，分别在七个专门委员会任职。这个职位的设立，经过了复杂的程序，最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名义任命。吴邦国说，作为这次探索的实践者，10位年轻委员一定要珍惜这次机遇。

此后，信春鹰、国务院法制办原财政金融法制司司长沈春耀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教育部原部长助理李连宁、最高检察院原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何晔晖、农业部原产业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振伟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议员”到官员的转换路径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何椿霖表示，“官员应该都是从‘议员’开始。”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应松年当年谈及对年轻专职委员制度的期待时表示，“他们到人大工作几年，实际上就是完整地参与了立法、监督的过程，如果将来他们再到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国家的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显然意义深远。”

十届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何椿霖表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特点对于培养他们形成很强的程序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有很大的作用，“官员应该都是从‘议员’开始。”

一位多年任职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官员，对于专职年轻委员制度如此期待：应建立健全“出口”机制，保证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干部到人大工作、学习和锻炼，并解决人大干部“进得来出不去”的难题。

这些期待，至少从目前来看并未成为事实，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入的10名专职年轻委员，除一人去世，一人在原单位升职外，其余8人，均在人大升职。（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