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４月１７日电（记者 苑坚）“仅用西藏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成就，就可以驳斥所谓的‘文化灭绝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霍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激愤地表示，“仅仅从我们自己所做的学术工作看，这种论调就不堪一击。”
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始于上世纪２０年代，是中国第三所建立考古学的重点高校，该校的考古学家和藏学家长时期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任乃强、冯汉骥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在西藏进行考古学调查工作。
现在，四川大学考古系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人才培养中心，其中西藏考古是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最近十多年来，四川大学的考古专家更频繁地踏上西藏的土地，其中就包括青藏铁路西藏段文物普查、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西藏西部１１至１３世纪佛教考古遗存的综合研究、西藏西部佛教遗址调查等重要项目，成绩斐然。
四川大学的专家对于西藏无文字记载的远古历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卡若遗址、曲贡遗址等的考古发掘，为西藏几千年以前的农业、金属制造、建筑、葬俗、居住状况、原始宗教等提供了很多实物资料，并和同仁一道为西藏无文字记载的远古历史建立起了框架。
“２００２年，在童恩正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掘，这一发现把西藏的历史推进到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霍巍对这一学术上的成就深感自豪。
考古工作也弥补了西藏历史现有文字记载的不足。１９９０年，四川大学的考古专家在日喀则地区发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石刻，这块立于公元６５８年的石刻是西藏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文石刻，记载了唐朝官方使节王玄策经西藏出使天竺的情形，为研究中印交通史、唐朝藏汉关系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四川大学的考古专家还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规模庞大的皮央东嘎石窟群，霍巍认为“其精美程度堪与敦煌石窟相媲美”，丰富了西藏宗教研究的实物资料。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考古发现推进了对西藏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研究，西藏考古学的发言权也从西方学者手中转移到了中国学者手中。
“中国对西藏文物的保护也不遗余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每年对西藏宗教文物的保护和维修都要投入大量经费。”霍巍说，“除了具有标志性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曾经破旧但如今焕然一新的寺庙多不胜数，这是有目共睹的。”
霍巍说：“我曾经长途跋涉，去过地处深山老林的偏远寺庙，参加对寺庙中文物的建档保护。西藏通过建立文物档案的方式，对全自治区的文物进行地毯式普查，建立了西藏历史文物的现有档案系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中国通过文物法规和规范市场，使大量唐卡、铜像等文物得以在藏区保留和展示——过去，西方人往往把这些珍贵文物非常廉价地买走，并走私出境——到底是谁破坏了西藏文化？”
霍巍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西藏而“妖魔化”中国的人应该反思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