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应邀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专家除拉巴平措外，还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来自西藏江孜县的藏族学者郑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土家族学者廉湘民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来自拉萨的藏族学者旦增伦珠研究员。
拉巴平措表示，“对于发生在拉萨的‘3·14’暴力事件，我们这些长期研究西藏，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安乐祥和、富足美满的人们深感义愤和痛心。我们对暴力活动的组织、策划、煽动者和实施暴力者表示强烈谴责，对政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达赖集团制造“3·14”事件的根本目的是复辟旧制度
拉巴平措在回答境外记者关于拉萨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时指出，达赖集团策动拉萨“3·14”事件的根本目的，说到底是要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拉巴平措说，“3·14”事件的背景非常明确，可以追溯到今年3月10日以来“藏独”分子进行的一系列闹事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就是要纪念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生的武装叛乱。
拉巴平措亲身经历了西藏从旧制度迈向新制度的历史性跨越。他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广大西藏人民包括一部分上层人士提出，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要改变，但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将民主改革推迟6年进行。然而，当时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势力要求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并为此发动了1959年的武装叛乱。
拉巴平措特别向中外记者介绍，1959年叛乱失败，达赖集团叛逃出国后，在印度成立了所谓的“西藏临时政府”，颁布伪“宪法”。根据伪“宪法”，这个所谓的“西藏国”的元首和非法的“西藏政府”的首脑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
“达赖集团每年都要在3月10日煽动闹事。今年的‘3·14’事件，说到底就是要搞‘西藏独立’，恢复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他说，“这些人在暴力事件中为什么要烧学校，为什么要破坏通讯设施？达赖集团不高兴西藏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不高兴百万农奴当家作主人，不高兴西藏摆脱落后封闭状态。”
拉巴平措说：“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都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这难道是没有组织的吗？在奥运圣火点燃前，在和平之火、友谊之火即将传遍全球时，他们到处点燃仇恨分裂之火，难道说这是偶然的、孤立的吗？”
拉萨暴力事件后，西藏各族人民更加团结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并感受到，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体西藏人民，经过这次事件后更加团结了。”对于境外记者提出的“这次事件是否会破坏拉萨以及西藏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汉藏关系”问题，廉湘民如是说。
“这些暴力犯罪不仅是针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同样也是针对藏族同胞的。”廉湘民举例说，在以纯服装店被烧死的5个女孩中，既有藏族女孩，也有汉族女孩。
廉湘民说：“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少数违法犯罪分子的所作所为，使西藏各民族人民更加团结在一起。”在这次事件中，有大量的各民族同胞互相帮助的感人情景，比如拉萨的洛桑次仁医生为了保护汉族同胞被暴徒毒打，至今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说：“这次事件让藏族人民乃至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人，看清了达赖集团为了谋求‘西藏独立’，为了分裂祖国，不惜支持暴力活动的真实嘴脸。”
郑堆说，拉萨“3·14”暴力事件也蔓延到其他一些地区。这次暴力事件中受害的有藏族人、回族人，也有汉族人，“因此，这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郑堆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谓的“民族矛盾”“汉藏矛盾”“回藏矛盾”作借口，企图达到破坏中国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目的。这种图谋不会得逞，“因为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和睦团结、共同进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郑堆说，最近西藏一些佛教界人士和寺院代表到清真寺等地看望在暴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穆斯林群众。“这正体现了不同民族齐心团结，抵制和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暴行的共同意志。这正是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
旦增伦珠表示，他20多年来对拉萨市民族关系的跟踪研究显示，这些年汉藏族之间通婚率每年都在以两位数增长，回藏族之间通婚也非常多，这说明“拉萨的民族关系总体来说非常融洽”。
“寺院僧人要爱国爱教”
拉巴平措说，拉萨暴力事件中确有僧人受到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煽动参与其中，但参加暴力活动的僧人只是西藏4.6万多名僧侣中的极少数。
“这些僧人不但违反了宗教戒律，而且触犯了国家的刑律，理应受到教义的谴责和法律的惩治。”拉巴平措说，他与西藏宗教界有广泛而深入的交往，“目前西藏绝大多数地方的寺院是稳定的，绝大多数僧人是潜心向佛、爱好和平的。拉萨暴力事件所造成的严重恐怖，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很多僧人已经站出来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拉巴平措说：“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利用宗教外衣迷惑、煽动西藏的僧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他们曾公开叫嚣‘掌握了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寺庙，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公然把寺庙当成分裂祖国活动的基地，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僧人充当他们从事分裂活动的急先锋。”
“惟其如此，对僧人进行法制教育，让宗教在国家法律秩序之内发展是必要的。”拉巴平措说。
郑堆介绍，正是由于达赖集团长期以宗教之名谋分裂祖国之实，干扰了西藏正常的宗教秩序，广大藏传佛教寺院从1996年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要目的是增强僧人的祖国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作为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我经常到寺院与僧人交谈。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这种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郑堆说，“这种教育不是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是包括了许多由僧人们自发组织的学习内容，比如寺院的管理规章和财务制度等。通过学习，僧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也完善了寺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僧人也是公民，是公民就应该守法，就应该接受公民意识、法制观念教育和文化教育。”郑堆说。
拉巴平措补充道：“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圆寂前，曾在一次讲课时针对当时一些寺院出现的违背藏传佛教教义和戒律，‘寺庙不像寺庙，僧人不像僧人’的现象，响亮地提出寺院要整顿，僧人要爱国爱教。”
流动人口极大推动了西藏经济发展
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有关“西藏移民”的问题时，旦增伦珠表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以后，整个中国的人口大范围地流动，西藏经济的大发展也吸引了一部分外来人口在西藏从事商业和建筑等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西藏发展。
旦增伦珠说，中国5次人口普查都表明，藏族人口是西藏自治区的主要人口。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汉族只占西藏自治区人口的3％，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6％。
他强调，一些境外媒体已对西藏流动人口问题炒作了几十年，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德鲁·费舍尔教授曾指出，西方炒作西藏移民问题，是向中国政府要价的最后一张底牌。”旦增伦珠说。
旦增伦珠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一贯的，那就是一切以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根据西藏经济发展的变化，制定专门政策满足西藏各族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发展经济的机制也产生了积极效应。
“改革开放30年来，西藏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飞速发展，到西藏的人都会看到，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旦增伦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