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有一批辛亥文物,是1912年孙中山在太原商学界宴会上发表演说时,与会代表的拜帖即名片400余张，包括合盛元票号、大德通票号、大美玉票号、大盛魁票号等等，很是罕见。
1912年至1913年间，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引进外资在10年建20万里铁路的宏大计划，希图以铁路建设为切入口，振兴实业，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
铁路建设是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的。新生的民国财政入不敷出，根本拿不出这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孙中山说：“今日修筑铁路之困难问题，即借债问题。今日若能修筑铁路，惟有欢迎外债，不能反对外债。若反对外债而欲修铁路，则铁路必无修成之望。”
引进外资却使人产生这样的疑虑：尽管路可能修成，但最终利权还属于我们吗？晚清的9000多公里铁路，近80%为清政府借外债修成。作为回报，清政府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外国公司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扣、经纪费以及余利等，中国铁路利权因此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借款合同的规定，中方往往必须以全路产业为抵押，如果到期还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据为己有。这种苛刻的合同与重利盘剥，显然是中国人难以长期忍受的，“抵制外资”的思想逐渐兴起，在这种思潮的鼓荡下，20世纪初，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收回路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国路中国建，中国矿中国开”这种朴素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被大多数国人所接受的。
为了打消国人的疑惧心理，孙中山首先告诫人们不要消极地对待历史教训，应把引进外资本身所起的作用与滥借外债的危害性严格区分开来，不可因噎废食。他明确指出：“借外资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资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吾人须摒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羼入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妨害吾人之自由，盖实际上并不如是也。”其次，孙中山劝诫国人顺应世界潮流，摒弃以往闭关自守的消极心态，树立积极进取的开放观念。他说：“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宜。且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既可推倒，则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之习惯，何尝不可推翻？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再次，针对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路权亡则主权亡，铁路乃国家存亡之关键”的看法，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观点，即“路权”并非“主权”，引进外资，只是暂时地出让“路权”，而不会丧失“主权”。他奉劝人们辨清主权、路权之间的差异，争主权而不是争路权。最后，孙中山向人们保证，民国建立后，借外债会做到“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具体的做法，他提到两点：一是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了完整的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投资亦所不禁”。二是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或以公司名义，或以私人名义，与外国资本家直接交涉，“不与我政府相干，即外国政府亦不能过问”。
利用外资的方式多种多样，孙中山总结中外修筑铁路的经验，提出了三种方案：一、利用外国贷款，中国人自己建设，即“借资兴办”；二、组织中西合股公司，准外人入股；三、让外国人独资经营，到一定期限后无条件收回，即“批办”。孙中山还强调在与外人签定批办合同时，要附加三个条件：一、“此纯为商业性质，不稍含政治意味”；二、“公司有随时监察之权”；三、“中国可不俟期满，得备价赎回”。
为了能使其引资筑路的宏大设想尽快得以实施，孙中山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其主张，以争取社会各界对其筑路计划的支持。粗略统计，从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上首论铁路问题起，到1913年7月底仍力图促成中日合资兴业公司止，孙中山有关铁路的演说、谈话有48起，地点遍及上海、广州、天津、北京、太原、石家庄、济南、南昌、安庆、杭州等地，听众涉及报纸记者、工商业主、军人、政党团体、学生等，内容包括铁路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借资筑路、借资方式和门户开放政策等等。
其次，实地考察国内外铁路建设，设计筑路的总体规划。1912年9月间孙中山在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访问后，先后考察了京张、京太、津浦、胶济等铁路，为其心目中即将开始的大规模铁路建设作前期准备。1913年2月，又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赴日本考察铁路和实业建设，以期为日后国内的铁路建设筹措资金和招揽人才。
经过一番周密设计，孙中山提出了第一个筑路方案：“一、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二、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三、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
再次，筹建中国铁路总公司。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访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取得袁世凯对他从事铁路建设的支持，因为没有政府的赞同，如此庞大的筑路计划是无法进行的。孙中山在袁世凯举办的首次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时说：“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举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观成。”袁世凯为了赢得孙中山对他谋求政治统一的支持，对此表示欢迎，于1912年9月9日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令孙中山“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立合同，报明政府批准，一面组织铁路公司，以利进行”。同时，袁还下令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其筹建公司的费用。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11月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于上海成立，孙中山任总理。
筹办中国铁路总公司虽然是民初孙中山最重要的铁路建设实践活动，但从现存的资料记载看，总公司并没有真正召开过成立大会，也没有开办所必需的注册资金，以及向有关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总公司不但缺乏可供调度的运营资金，而且为数有限的开办费也是暂由北京政府交通部每月垫拨的白银3万两开支。因此，严格地说中国铁路总公司仅仅只是具有公司的名称或公司的外壳，实际上是处于草创之中。
此外，孙中山还积极筹划兴办中外合资银行，作为其引进外资的中介机构，但数次努力都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