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一所为创建真正属于革命党的军队之学校。黄埔军校摈弃了以往旧军队制度上的一些弊端，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军路线，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开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黄埔军校的创建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军校的创始人孙中山，一向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可是他在坚持暴力革命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创建军队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从他领导的起义来看，或是通过‘联络会党”，由各会党首领先后举兵，然后得以群众响应；或是在新军注入革命知识分子，使新军倾向于革命党，为革命党所用。辛亥革命就是在运动新军反正，各省响应中得以胜利。但无论是会党还是新军，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队，并不真正属于革命党人，诚如孙中山所云：”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人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企图利用军阀力量侥幸取胜。护法运动中，他利用西南军阀进行北伐而失败。对此，孙中山曾痛切的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之后，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受到极大打击，他深刻领悟到：“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予孙中山极大的震撼。1918年，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示十分钦佩，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表明了他国共合作思想的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会谈，促进了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并决定建立军官学校。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联红军和各类军事学校。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以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进行开学典礼，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1926年3月，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的打上苏军的烙印。同时黄埔军校又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信仰上的，是对旧军校、旧军队的一次重大突破。综观黄埔军校尤其在办学初期的历史，其办学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意义，具有如下三个鲜明的办学特色。
第一，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办学宗旨，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同时，贯彻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相辅而行的原则。
孙中山在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军的重要性，认为创办军校就是为了建立革命军。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院开学演说”中向全体黄埔学生提出希望：”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那么，“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孙中山明确指出：“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
孙中山认为，之前的旧军队都是建立在雇佣制基础之上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生计、受家室所累才去当兵，其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很显然，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成为革命军的。“革命军的基础”，“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气，树立革命的理想，”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培养军校学员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念和精神便是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队的根本所在。
本着实现三民主义的办学宗旨，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为此，学校专门制定了《政治教育纲要》，明确实施和加强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学生通过学习，彻底了解产生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背景；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军队中的责任，使武力真正成为国民之武力。根据这个纲要，黄埔军校的制定了全面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科目，最初规定了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后来增加到18门，即：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1926年1月军校改组后，又增加了苏联研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课程，总数达26门。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也很广，不仅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而且兼容了其它先进的思想，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习。作为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曾在训令中提及：”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这种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课程和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起了巨大的作用，较好的实现了纲要所要达到的目的。
政治教育中最典型的、最具影响力的即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制度是黄埔军校仿效苏联红军建军制度而建立的，开创了中国军校史上政治工作制度的先河。也正是因为其有效的政治工作，使得黄埔军校的学员“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向什么人放”。其士气与战斗力是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与共产党人尤其是周恩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政治部只是个空架子，几乎是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之后，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具体工作的落实上，提出政治部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校军教导第一团选派党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壁报《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最后还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其中，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全校官长、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自此便蓬勃开展了起来。通过各种形式，诸如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并专门设立政治问答箱有效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养成了军校学员高昂的革命热情、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勇敢的牺牲精神。
黄埔军校在注重三民主义建军的同时，从未放松对于学员的军事教育，着力贯彻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相辅而行的原则。在《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中规定，“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缎练，对于革命意义上之重要”，要求学生”必须有军事知识，而且身体强健，方能担负将来军队中为革命工作之责任”。为此，黄埔军校制定了科学的教育训练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黄埔军校制定的第一期军事教育科目中，学科方面 ，最初教学生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则教以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四大教程。术科方面，对学员施以制式教练。第二期的学生，开始有专业之别，即分为步、炮、工、辎、宪兵五科。各科学生都有特定的必修科目。如工科学生，所授学科为：式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垒教范、架桥教范、筑营教范、通信教范、交通教范、爆破教范、坑道教范、步兵教摘要、野外勤务摘要、夜间教育等。术科方面，除制式教练与步兵略同外，其他有筑垒实施、架桥实施、爆破实施、筑营实施、坑道实施等。 第三期学生所授的学科，仍以四大教程为主，另外还需学习军制学、马学、经理学、卫生学等。术科分为教练、野外演习射击、夜间演习、技术、马术、工作实施、典范令等几大块，内容较前两期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四期军事学教育，又增加了兵器学、地形学、测图演习等，所学内容更符合战争需要。军校的军事教育十分强调演习课，“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多都在野外演习。”演习时学生形态逼真，战斗气氛非常浓。
军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学术科的教授外，还定期举行军事演讲。军事演讲有普通和特别之分，普通演讲旨在灌输军官必要知识，特别演讲专为介绍军事上特别或新学识，或报告各种战役经过，或其他军事上种种问题，对军事学术科的教育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军校在上述办学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素质高、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军事技能过硬的创新性人才。
第二，采取学校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锻练成为“革命军”战士。
黄埔军校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的，来到学校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学校的教学器材、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的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就是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黄埔军校贯彻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们边学习，边作战，在创造革命奇迹的同时，锻练成为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革命军”战士。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就决定了军校主观上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军校是在军阀虎视眈眈下创立的，必然遭到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排挤，客观上使得军校必须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黄埔军校建校不久，广州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商团是以广州商界名义建立的一个武装团体，是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武装代理人，约有四千兵力。而当时南方政府的军队，忠于革命的已全部随孙中山出师北伐，滇、福、湘军或是隔岸观火，或是与商团暗中勾结，唯一可靠的力量仅是黄埔军校在校学习不到六个月的800名学生。然而正是这股敌人未曾放在眼里的新生力量，在广州等地的工会、农会的支持下，只花了三天的时间，便使商团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这也是黄埔学生军履行反帝反封建义务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平定商团武装叛乱之后，广州政府仍处在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之中。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黄埔军校的领导人对于革命的任务有了进一步认识，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国民党遂即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其商团残匪。参加这次斗争的主力是刚刚组建不久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他们组成了黄埔军校校军，力量有限，训练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苦心经营多年，防御工事扎实，武器装备精良的陈炯明部队相比较，明显是敌我悬殊。然而，正是这样一支当时不被看好的队伍，连战连捷，相继取得了淡水、棉湖、五华、兴宁战役的胜利，使得敌人望而生畏。之所以能取得累累战绩，与黄埔校军坚持向民众展开积极有效的政治工作分不开。在《告东江人民书》中，黄埔军告示东江人民：”本校党军认为被压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必须自身奋起，与革命军同其动作，然后此革命军的力量，乃能加大”，“故人民与革命军必使两者合一。武力为人民所用。”这便是黄埔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正当黄埔军与反动军阀浴血奋战时，南方政府的另外两个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趁着孙中山逝世,众人处于悲痛之时，与北洋军阀相勾结，预谋武力推翻国民政府。黄埔校军未加调整，便回师广州，投入到平定刘杨的战斗中。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黄埔军采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方针，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彻底消灭了滇桂军。
被黄埔军打得落荒而逃的陈炯明认为平定完杨刘的黄埔军会元气大伤，于是卷土重来，趁机占领整个东江地区和战略要地惠州城，恢复了第一次东征前的态势。黄埔军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整军练兵，誓师第二次东征。这次战争可谓是黄埔军所遭遇的最艰苦战斗。血战惠州，黄埔学生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二次东征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黄埔军在战争中注重向民众宣传三民主义，争取民众的支持。在《重征东江训诫》中，明确指出：”保护百姓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在战斗中的政治宣传工作中，提出了：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为保护东江人民利益而战；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武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等宣传口号，真正做到了武力与民众的结合。
此外，黄埔军还参加了北伐。军校师生认识到“今日之中国惨遭帝国主义之工具军阀铁蹄蹂躏，残忍荼毒已达极点矣!盖军阀私拥硕大兵力，勾结帝国主义以争权夺利，相轧相倾，残害人民，是甚一日”。军校学员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战斗。在黄埔军校学生誓言中可见一斑：”吾等是黄埔学生，在最近的将来，便当率领革命健儿，向前去冲锋杀贼。吾等誓愿尽忠党国，始终为民众利益奋斗，此身可杀，此志不渝。”
黄埔军校办学的这一特色，还表现在军校学生积极参加反帝斗争，支持工农运动和帮助建立工农组织。“五卅惨案”发生后，黄埔学生义愤填膺，参加示威游行，黄埔学生为了保护工人、农民、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后面。一路上，他们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气势磅礴，空前绝后。帝国主义趁机在沙基大肆屠杀，黄埔学生士兵惨遭毒手，”死难者二十三，受伤者五十三”。沙基惨案后，黄埔学校化悲痛为力量，在援助省港罢工周宣言中，黄埔军人高呼：”我们不应坐视工人单独的奋斗!”，“我们工农商学军各界联合起来!一致的打倒帝国主义。”拥护省港大罢工，不仅如此，黄埔军校还派优秀军官帮助训练工人纠察队，从精神及物质上积极援助罢工工友，“以期达到最后的胜利。”
黄埔领导人深刻体会到：”国民革命这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于干农民运动。” 在支持工农斗争的同时，黄埔军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政策，支持与扶助农民运动。首先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学校多次派遣军事政治教员，先后共训练了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使得参加讲习所的学员的军事、政治素质有了快速的提高，且在回农村后，带领农民进行农村革命，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的作战。其次，军校政治部还派人员对东莞保安农民会施以政治及军事训练。再次，军校拨派第四期毕业生30余人到农民运动干部特别训练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简要理论和方法，期满载波机先后分赴各重要县，承担训练那里的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工作，推动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总之，黄埔军校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现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既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加速他们成为孙中山期望的“革命军”的进程。
第三，依法从严治校，使整个学校管理走上法制化、正规化轨道。
黄埔军之所以能在兵力悬殊情况下横扫军阀，不仅是因为贯彻主义建军，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教育，而且也在于它是实施以法治校，用严格的校规军纪来管理学校各级官兵和各项事务，使学校管理具有法制化、正规化特色。
黄埔军校领导人认为，要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必须有严明的军纪加以规范和管理。为此，黄埔军校接连颁布了五种军法，一是《革命军连坐法》。即规定“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以期达到”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之效果。虽然这个法规沿袭了旧军队的军事法规，甚至有些法西斯的味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是不能说毫无积极作用，战争实践表明，此法在激励黄埔校军冲锋陷阵时毫不畏缩，流血牺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革命军刑事条例》。分为：叛乱罪十条；擅权罪五条；辱职罪十条；违抗罪一条；侮辱罪二条；掠夺罪四条；诈伪罪二条；逃亡罪三条。按罪状性质、程度轻重分别监禁乃至枪毙等处罚。三是《革命军惩罚条例》。这是对犯罪程度较轻，不涉及到刑事范围的人员所规定的。分重、轻禁闭、禁足三种惩罚。《革命军刑事条例》和《革命军惩罚条例》这两个法规对于战闲时期的日常生活起了有效的监督作用。四是《审判条例》、五是《陆军监狱规则》。这两个法规规定了触犯军校法规的人员接受会审和关押的一系列事项。
除了这些军事法规外，黄埔军校还制定了《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规定了军校学员在校期间应遵守的纪律，如：“学生聚散以号音为凭，无论何时何事一闻号音，须速往指定地点集合，不得借端迟延规避”；“学生有事故，只许向直接管辖之官长或值星区队长处报告，以凭核办，不得越级陈诉”，等等。对学生学习期滿毕业也作了相关规定：”学生修学终了后，应受毕业试验。及格者则分发各军充见习军官，期满后授陆军各兵科少尉，不及格者降期补习。毕业试验由国民政府或由本校派员组织委员会试验之。”黄埔军校十分注重对于学生的革命牺牲精神的培养，在此规则中，指导了学生的作风养成：“敬爱、刚强、沉毅、诚信、勤劳、团结、服从、清高、以及遵守命令，尽忠职务，保持名誉，大为军人之基本。”
黄埔军校的以法治校还表现在对于编制、机构职能、各部官员之权责、各种活动具体事项等方面的规定。在编制、机构职能和人员职权方面，学校亦作了严格的规定。学校制定和执行了《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系统表》，包括：校军部下面的总务科，人事科、军法科、秘书处等各科，以及教授部、训练部、政治部、管理处、军医处等，编配明确，职责分明，确保了学校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的运行。各个部还制定了服务细则，规定各级官员的权责。在各种活动的开展方面，如，在录取学生方面，学校又专门制定了招生简章，对于报考人的资格、考试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规定可操作的各种客观标准，保证了录取工作中公正公平。
黄埔校军在作战过程中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因为它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黄埔军与旧军队不同，行军中无论是官员还是学生，都不许拉夫、抢物、捐饷、占屋，违者按革命军的刑事条例进行处罚。在《重征东江训诫》中，强调要严守军纪，服从命令，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紧记革命军的刑事条例。《爱民歌》的歌词：“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与鸡”，也反映了革命军严明的纪律。
黄埔军校是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革命军队的新型学校，它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无情的军事法规和人性化的政治工作相结合进行法制化、正规化的治校。学校人才辈出，战绩层出不穷。它以独特的办校方式，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名校。在我国现代军校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埔军校的办学特色对如今我军军校的办校，也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