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建立六年之后，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发出的感慨却是“仍商业危急之秋”。这一感慨不仅与民国元年“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热情期待大相径庭，并且自认为是“最受影响”而不得不“临深履薄”。
工商界中的许多人士认为纪念“双十节”不能仅仅只是走过场而流于形式，并提出了各种振兴实业的具体举措，因为振兴实业始终是救亡救国的重要途径。
同时，工商界也借此特殊政治场域从各方面大力呼吁振兴实业，并借助“双十节”促销国货，使商业与政治得以有机结合，产生独特的作用与影响。
从民国元年开始，武昌首义（1911年）爆发的10月10日被定为民国国庆日，也称“双十节”。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双十节”都举行活动，纪念武昌首义与辛亥革命。每逢“双十节”纪念日，各家店铺门前几乎都会张贴大幅标语和对联，悬挂国旗、灯笼，有时商会还组织工商业者举行提灯游行，由此使各个街市和整个社会都充满了纪念国庆与辛亥革命的氛围，也使广大市民能够通过直观感受而留下十分深刻的“辛亥”记忆。
不过，即使在国庆纪念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工商界所谈论的话题主要也并非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方面的内容，体现了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的明显特点。因为，实业振兴与经济发展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国磬”与“双蚀”
在“双十节”纪念中，一方面是受政府与社会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认识与觉悟，工商界一般都会积极参与有关纪念活动。例如1912年的“双十节”来临之前，上海总商会即“通知南北各商号，届期悬灯结彩三天，同伸庆贺。南市、闸北、沪西各商团，均须举行提灯会”。上海南市商会还“制就五色灯数千盏，五光十色”。10月10日当天，上海工商界举行的纪念仪式甚为壮观，尤其是商团的庆祝队伍引人注目。据报载，上海繁华之处“是夜人山人海，欢声雷动”。1928年的“双十节”，广州总商会与市商会“以‘双十节’为国庆纪念日，经通告各行商一致庆祝，休业一天。是日，全市马路及内街各商店住户，均悬旗结彩，生花盘景，布置宏伟，壮丽异常……各种热烈情形，诚为空前所未有”。
1912年“双十节”，上海举行纪念大会、提灯会，各租界停市庆祝，各学校举办游艺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纪念活动，孙中山到场发表演讲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也曾阐明开展此项活动的政治意义，意识到“良以数千年专制淫威，荡涤于今日，三百年满人攘政，排斥于斯时，是以凡知共和之乐，与引光复为荣者，咸不可无以纪念之” 。有的还曾说明：“‘双十节’，中华民国建国之纪念日也。纪念者，纪念革命诸先烈断头流血之苦，懔前人创业之维艰，勖后人守成之，宜谨也。” 天津总商会更曾明确表示：“国民尤应特为庆贺，以示同心同德，赞助共和之诚心，实吾民之义务。” 但是，与社会其他业界相比较，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对政治问题的阐发显然为数不多，其突出特点是对经济问题更为关注，往往是借助“双十节”纪念对实业发展现状发表诸多感慨。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使工商界盼来了振兴实业的新时代。工业建设会发起旨趣指出：“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碍我工业发展为绝对的关系，明知者当自为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 这番言论，可以说反映了当时整个工商界的心声。但是，民国建立之后仍然是军阀割据纷争，政客攘权夺利，外患日益加剧，不仅实业未见振兴，而且持续处于衰败状态，使工商界大失所望。于是，在“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对此不无感慨。
例如1917年“双十节”纪念日上海总商会发表的颂词，开篇即表示：“民国成立于今，六年之中，危险万状，我商界最受影响。……仍商业危急之秋，正国民忧患之日。临深履薄，惕惕于怀。”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建立六年之后，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发出的感慨却是“仍商业危急之秋”，不仅与民国元年“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热情期待大相径庭，并且自认为是“最受影响”而不得不“临深履薄”。在两年之后的“双十节”纪念仪式上，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依然表示：“‘双十节’为我国共和成立之日，凡我商人，自当一体休业，升旗庆祝。但我国之现境，外侮内患，哭且不暇，何庆之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工商业的持续不振，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似乎也越来越显著。有人表示：“自有双十以来，连今日为十二次，吾人于过去十一次中，因庆祝而生之希望，不但未见实现，而且适得其反，军阀之专恣，萑符之张胆，债台之日上，外交之失败，均足斫伤元气。而共管之声，尤伺隙而兴。际斯时运，吾人虽欲一开笑口，为第十二次之庆祝，实无异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已。” 字里行间，明显透露出工商界的强烈无奈与失望情绪。以至于又有人认为：“以国庆而谈希望，犹之端午之啖角黍，中秋之嚼月饼，例行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