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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先生走了，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尤其是他的人格。张学良的人格，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泊荣利等几个方面，其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
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
张学良的政治生命面对的是国家内讧外侮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他深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首先他忧内讧外侮国势阽危。张学良19岁就参加战争，经历了剿匪之役、直奉战争、豫南大战和中原大战，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曾慨叹：吾国不幸，兵祸频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为什么?打仗为战胜，双方不知牺牲了多少有用的青年。并呼吁：早息内争，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那么他又为什么参加内战呢?我们认为除了他统一御侮的思想动因外，还有他无可奈何的客观因素。正如赵一荻所说：“他之参加内战，不是名，不是利，也不是为了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本人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皆为不得已之行动。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张学良还从国际的视角来忧国家。他曾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将在这一斗争形势下处于受包围受夹攻的危机地位，在未来自有被蹂躏被牺牲的绝大可能。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蚕食中国之时，他就心忧国家的主权与独立，针对中国的土地任人割裂，中国的主权任人剥夺，中国的组织任人破坏的现实，他大声疾呼：整个中国，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难严重的程度，实在是无以复加了!整个民族的生命，眼看就要完了，举国上下若不能一致奋起，那真是国亡无日了。
其次他忧消极、自私、内争的国民性。国是由民组成的，对国家的忧患最终必然深化为对国民的忧患。他曾在检讨国难严重之由来时指出，构成中国国难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人受了传统的消极心理的影响。这种心理可用几句成语代表，如“明哲保身”“休说国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这种心理，实足以断送民族生命而有余!这种心理，可以使我们中国人的斗志消磨净尽，宁束手待毙，决不拼命斗争!试打开我国近百年史看看，我们何尝坚决地彻底地同我们的敌人斗争过!他认为国人多数还具有只顾个人不顾团体的狭隘自私心，遇着一桩事情如果于己没利，无论怎样容易，怎样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反之，即使再难甚至妨害旁人，也要去做，结果导致利益冲突，大家受害，以致民族整个文化不能进展，事事落伍。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他指出：“中国人每基于传统的劣根性，忽于团体的群力的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做无谓的纷争，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最大弱点。”张学良如此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在他心灵上的投影；另一方面也是他反思历史，放眼世界所获得的一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警觉；同时也是他继承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必然结果。
二、坚定的民族自尊自信
张学良尽管有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但他只把这当作探索真理、开拓未来的动力，对于列强决没有半点媚眼奴骨，相反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和坚贞的民族气节。
1921年秋，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应邀赴日观秋操，亲眼看到日本以四岛弹丸之地称霸东南亚，感慨万千，尤其日本人展示的军事实力，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对身旁的张作相说：“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日本人总是想以势压人，反而促使我反抗。”当日本人问他有何观感时，他回答道：“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拭目以待。”归国后，张学良向父亲提议，对奉军进行全面整治，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决心赶超日本。主政东北后，张学良总是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首先想从他始洗刷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他说：“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不平等条约，故约满后，凡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议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本人对俄意见，以后凡条约以内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其次他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内政。1928年，日本政府得知张学良要改弦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便派林权助等人趁张学良为父治丧之机，三番五次地警告他，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之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却义正词严地回敬道：“盖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当林权助以长辈口吻劝他时，他又以和日本天皇是同庚回绝道，所能奉答者，只此而已。后来日本政府又派张学良的顾问肥源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国皇帝”，也同样遭到拒绝。1935年，日本蛮横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字孝侯)的要求，蒋介石就此致电张学良，征求同意。张学良电复：“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然而蒋装作没有得到复电的样子，屈从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张学良对国家的主权向来十分重视。早在继位不久，他就明确表示：在我们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决不是张学良“反苏反共的前奏曲”，而是他发起的一次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爱国行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他判断失误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但他却全力支持了东北军、抗日义勇军和各界爱国民众，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另外他还对卖国者深恶痛绝。当得知自己的堂弟当了汉奸后，他立即下令捕杀。被软禁后，他听说东北军将领鲍文樾参加了汪精卫的伪政府时气愤地说：“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他总是告诫人们：“我是谁，我应该无时无地不在想着我是中国人，既然披了中国人的皮，就万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
张学良尽管忧国忧民，但并没有对这个“破败的门庭”心灰意冷，而是信心百倍。他一直认为：我们中国人天赋的聪明，不但不比外国人低反而优于他们，我们中国的复兴条件是绝对够的!对此，我们要有一种最大的信心!我们打开历史看看，我们的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只要我们肯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有伟大的事业出现!并预见，抗日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如果说张学良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他探索真理、开拓未来的动力，那么他的这种坚定的民族自尊自信，就是他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力拼搏的力量源泉。
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
张学良不仅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没有半点的气馁，而且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自觉联系起来，既有责任感又身体力行，达到了国与己，思与行的高度统一。
张学良始终把拯救国难，复兴民族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在今天的我们，个人的前途一点也没有了，有之，只是整个民族的前途。”他一直在思考，人类全是圆颅方趾，为什么我们要受人家的欺凌?我们同是国家，同是民族，为什么我们在国际间受这样的压迫?即使在被“管束”后，他也曾有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先研究明史，后研究清史，最后研究民国史，目的就是想弄清楚近百年来老是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他常说：“我们的苦痛都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债，我们今后万勿再给子孙留下去。”我们凭着什么去抵抗这一群逼在门前的债主，凭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即刻做起。他教育他的部下：不可自暴自弃，以为谋国有人即可袖手旁观，而存偷安苟活之心，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民一日不安全，国家一日不稳固，我们就应当引为奇耻大辱；要时刻牢记，这个国家是谁的?我应如何完成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要有中国不会亡，何以不亡，有我在；中国能复兴，何以复兴，有我在的舍我其谁的精神。
张学良之所以有如此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就在于他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认为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说：你是中国四万万人中的一个单位，这犹如细胞对于一个生物全体的组织，每个单位都能表现出他的力量，则整个国家当然可以强盛，缺了你或你不能在集团中表现出作用，则必然于整个国家中减少了一份生力。个人在国家里面诚极渺小，但没有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就没有国家了。所以个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家的问题高于个人的问题。自然，没有自己焉能有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又焉能有自己?如国家问题不解决，则个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正如一株树不能根深，焉能叶茂?我们应当视国家问题高于个人问题。总之，在他看来，个人是国家的单位，国家是个人的集体，所以每个人对于国家的复兴都有很大的责任。这说明他的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是以深刻的理性认识为坚实基础的。
四、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张学良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坚定的民族自尊自信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最高体现则是他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张学良认为，要想改造社会，推动时代，那必须具有做一个无名英雄的决心与勇气。在你打算献身于有裨国家社会的某种事业时，首先应问问自己：我生于国家这样危急的时候，能不能艰苦卓绝地无条件地牺牲?如果从内心得到一个绝对肯定的答案“能”，那么你才能有决心，有胆量，而不会自私无所希求。他对他的部下说过：“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决不干!反之，又绝不惜牺牲!假如，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强盛，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绝无所惜!”后来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正是他对这一誓言的最好践履。他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讲道：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当事变发动后未找到蒋介石之时，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将领激动地说：“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这充分说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出于爱国救国赤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尤其他陪蒋返宁的壮举，更使他的伟大人格光彩照人，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被扣后，为稳定局势，顾全大局，保住和平解决的成果，他一再写信嘱咐东北军将领，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半个多世纪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我是请罪，并且简单地说，后事我都预备了，我是准备处死刑的，我不这样做，内战恐怕会更扩大，我对牺牲自己毫无顾虑。”有人问他有没有想到会软禁50年，假如时间倒流，还会如此做吗?他说，“我还是那么做，枪毙了我都不在乎。”由此可见，张学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完全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真正达到了无私无畏的境地!
张学良如此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首先出于他对国家的至诚。他认为，要想拯救国家必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诚意，要把自己无条件地贡献于社会和国家。一个人赋性和言行最难得的莫过于一个诚字，而诚心的表示，又莫过于以死相报。他能向蒋屡谏直陈，敢于“将天捅个漏子”逼蒋抗日，又能义无返顾地送蒋返宁，正是出于他这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至诚。他总是把钱财权利看得最不重要，曾对前来看他的张治中说过：“我觉得自己受幽禁，受屈辱没什么，只要国家不打内战，能统一，人民生活得幸福，我再受苦也值得。我张学良当年把东北军带到青天白日旗下图的就是这个，从没有想到个人的荣华富贵。”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曾在张学良91寿辰的致辞中赞扬道：“无尽宽恕，忍怨含痛的美德举世罕见。”其次出于他做人的良心，张学良将良心看得很重，特别强调做人要讲诚，做事要凭良心。他认为，该做的便一定去做，成败得失，非所应计。纵使做得没有结果，受人非难，然清夜自思，尚不致受良心的责备，得失毁誉不妨看空一点，不要着了“相”要完全打破私的意念，对于得失利害，方能毫不计较，这才可以绝对忠实于一己对于国家民族所负的任务，甚或以身殉之而无所畏难。“事变”爆发后，他一再申明：“我们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若就人而论，我们的举动或者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而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民众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由此表明，为国家为民族，对事不对人，不求见谅于人，但求无愧于心是张学良为人处事的良心准则，也是他大公无我勇于牺牲的心理动因，更是他达到的一种人格升华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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