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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香港十月二十八日电台北消息：台湾《联合报》今天全文刊登一九九0对张学良的访谈录音整理稿，当年八十九岁的张学良向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者唐德刚亲口追述了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据《联合报》称，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就西安事变接受访问。
在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录音稿中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他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是两面人，他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在这篇录音稿中，张学良认为中国现代人物中他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而且两人一见如故。
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向录音者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
访谈中，时常可以感受到张学良豁达及幽默的性格，同时张学良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他还想到当年在陇海铁路司令部留给北伐军的一封信。“信很长，我还记得，我告诉了几件事：第一，我剩下粮草我可以放火烧的，但用来赈济老百姓我不烧。第二，我说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上来，我把它毁了你们一时也修不来，我没炸因为这是国家的桥梁，我没毁。第三，……(忘了)”
据《联合报》报道，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另有一个口述记录，但须在相关当事人去世后公开。
(完)
张学良口述历史(本文转载自2001年10月28日台湾《联合报》)
前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是张学良八九大寿，王冀教授从美国来看他，出乎客人意料外的，张学良先生谈起了他最讳谈的“西安事变”话题。
“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这段谈话的第二年，复活节那天，在张学良好友新衡儿子王一方家里，张学良应郭冠英请求，做了一场口述史访谈，在场的还有口述史大家唐德刚教授。
负责录音制作和访谈的郭冠英，因结识张的好友王新衡之子王一方，经过王一方转介认识张学良，其后并为张学良制作“世纪行过”纪录片。张视郭为忘年之交。在一封张学良亲笔写给郭的信中有一段话：“吾老矣，时过境迁，『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弟不可以把愚评价太高，时事令人浩叹；但愚再三默读圣经句：『声怨在我，我必报复，不必为世俗怀不平』以安我心。”
品味这一段话，可知张学良时时刻刻都在挣扎，要为历史现场还原出一个真相。
这一段历史，就是张学良为自己负责也为历史负责的心情下，历经数十年挣扎讲出的，弥足珍贵，更可想见张学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种种。
(一)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自己选择去“剿共”
郭：从国外回来(一九三四年欧游回国)，您为什么愿意去打共产党呢？
张：当时老总统实在说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他跟我讲，他什么事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回来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样，你选择，出去以前，国内大家对你都不谅解，你选择愿意做哪样事情。有二个事情，一个是刘黑七，一个土匪，那时闹得很厉害，你去打刘黑七。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到三省(豫鄂皖)。打土匪那是我不愿，后来就是这么样决定去“剿共”。我自己选的。当时，汪精卫的意思是就让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回来，我自己，良心话，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我跟老总统当时都说明白了，老总统他不答应我。
郭：做侍从室主任？
张：不是这个，这个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不想带东北军，不干了。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就不带东北军，讲白，我想不带军队，不干了，是个包袱。所以，这个包袱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到最后原因还是这个包袱，一般东北军人就是责备我这句话，你，跟蒋先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跟你来的，我们现在是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连死了也不能领……，军政部给的命令要我们领恤金，却要回本乡本土领。那回到东北本土去领去？这不讲理的事了吧？所以我这包袱就没法脱啦。所以我当时真是国难家仇，东北这包袱没法摆脱。
后来戴笠跟我讲句话，他说当年我们都不谅解你说这话，东北军是你包袱？现在我们也有包袱啦，也是一样的。我这部下我怎么办？所以人啊，你，你们没干过，你要有了部下，尤其是咱们中国，过去不是你当局长我作部下，明天还是冲着你来的，是这样来的。我当年当东三省总司令，我父亲死掉，我没有准备啊！我没想干这玩意啊！
唐：Byaccident.
张：天下事就如此，没这准备，没预备啊。好象说，我不跟你说笑话吗，我跟文人不接触的，我说你是蛆虫。你(文人捧的人)不起来，我们怎么办呢？我才不跟你们(文人)，敬鬼神而远之。请你们三个人注意着，人啊，了不起的人一样失败，失败成功不晓得……。
自评一生：失败
郭：汉公，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失败。
郭：为什么？
张：我自己想我自个，我说我失败。什么原因？我年轻时完全凭我自己，没跟人家商量什么。我除了有时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相当尊重，他是我秘书长，其它全凭我自己。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我父亲的死，这些大事我都度过。郭松龄倒戈是很难度过的事，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
后来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
唐：我那时是小孩，听说张副司令批评蒋公是“按内让外”？
张：所以蒋先生的秘书汪日章说：我从来没见人敢跟他这样吵的。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我说你这样下去，你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无耻，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日本人这就一点点……，叫不能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这是军事上说，不战就把我中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我一顿。(笑)我跟他这么样吵啊！嗯，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你怎敢这样呢？嗯，我我……蒋先生也很安慰我几句。还有蒋先生几句话，他现在不在了，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我真是……
郭：他说用机关枪打？
张：嗯。
郭：你说“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张：是，我真火了。你怎么知道？
郭：你讲的，你跟我讲的。你说话到嘴巴里，没出来……
张：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九十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郭：您觉得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是这么个派头。说实在蒋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话直说，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
张：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象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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