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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西安市民大会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们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相信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们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 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的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
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面前。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的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的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龋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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