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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绥东的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的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十二月九号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张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剩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至覆亡。这话不但我不信，恐怕除了少数汉奸以外，全国的民众都不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大家只知作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诸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或者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听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
今后我们要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上。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诏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要郑重的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吾们愿诚恳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作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广播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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