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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国家观

  时间:2001-10-23 11:35    来源:     
 
    传奇式的世纪老人,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将军安祥地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路。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怀,永留人间,他的国家观,是他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东北换旗——爱家乡、爱团体、爱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奉系是经营东北三省多年,在复杂的斗争局面中,由绿林队伍发展起来,成为与直、皖系并驾齐躯的军事集团。其父对他倍加栽培,以光宗耀祖。东北军集团是他的依托。自青年时起。他就在父亲身边,参与东北军的决策。东北的父老乡亲养育了他,东北军集团锻炼了他。所以,他深爱家乡与父老,深爱东北军这个团体。然而东北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东北的父老乡亲是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华儿女,东北军集团离开了祖国,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所以,当1928年奉系失去了北京政权,张作霖在退回沈阳的途中,被扶植他的日本关东军炸死,日本侵略者企图乘机攫夺我东北时,年仅28岁的少帅,东北军的后继掌门人张学良,在父辈的辅佐下,冷静观察时局,国恨家仇凝集于心,巧妙地与日本侵略者周旋,依靠东北人民的力量,依靠全国的力量,挫败了日本要他在东北独立,以图霸占我东北的阴谋,乘敌不备,毅然决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换旗易帜,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归属当时代表中国的南京政府,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张学良东北换旗之举,就国内来讲,南京中央并不是中国进步的象征,依靠南京中央,祖国东北与东北军不能自强、新生。而面对时时要吞并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此举却保障了国家的统一。爱家乡、爱东北军集体,必须扎根于爱国家。张学良正是一位这样的爱国者。

  救东北,靠全国——背上“不抵抗”的黑锅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反抗日本侵略,解救东北危亡之策。他认为,日本出兵东北,只是其侵华野心的第一步,抗击日本侵略东北,必须依靠全国主力,着眼全局,方能奏效。他认为当时的南京政府代表全国,要靠中央的全局部署,才能有效抗击日本。他立即请示南京,得到的回答是:“不予抵抗”,“诉诸国联”,相信“公理会战胜强权”。这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遁词。张学良听从命令,不作抵抗,东北沦陷。不明真相的国人,都骂张学良“不抵抗”,“丢掉了东北”,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实,当时的张学良心如刀绞。不抵抗,遭国人痛骂;抵抗,又怕破坏了中央政府救东北于危难的全盘计划。所以,他甘心替蒋背上“不抵抗主义”的黑锅,忍辱负重,耐心等待时机,报效东北父老,报效国家。

  机会来了。1933年春,日军侵占热河,进而进攻长城沿线。南京政府出于多方考虑,决定进行长城抗战。张学良很振奋,决心带领子弟兵,打出山海关,收复东北河山。可是,蒋介石的抵抗另有打算,而不是为了收复东北失地。如果蒋把长城抗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张学良,就会打乱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所以,蒋介石编造理由,逼迫张学良辞去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交出东北军的指挥权,下野出洋。张学良虽然不甘心,但服从决定。于是蒋介石派他的亲信何应软坐镇指挥长城抗战。中国军人的抗日热血,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指导下,换来的却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又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但他仍然相信,为了救东北,必须依靠中央政府。自己受国人责骂事小,打败日本侵略者事大,所以他甘心替他人背“黑锅”。

  只有停止内战,才能一致对外——为催生国共合作,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下野后,考察了德国、意大利。他得到的启示是,中国要强大,还是要拥护一个人做领袖,当时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以他回国后组织“四维学会”,以拥蒋为己任。蒋介石又给了他东北军的指挥权。但是,不让他带兵打日本,而是到西北去打红军。西北的反共内战,让他认识到了三个问题:一是,红军不是“匪”,共产常是爱国的。共产党、红军爱国、爱人民,抗日主张深得人心,反共内战不得人心。二是,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自杀政策,自毁长城,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三是,要抗日,救中国,收复失地,不仅要靠中央,还要靠全国的大团结,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他与杨虎城将军感同身受。所以,向蒋介石进谏,停止反共内战,是实现全国抗战的关键,内战不能再打。他的国家观,从依靠南京中央,升华到实现全国抗日力量的大团结,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高度。抱着这一信念,当1936年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移师陕西,逼迫张杨二将军限期消灭陕北红军时,他向蒋多次进谏停止反共内战。进谏不成,进行苦谏、哭谏、跪谏。面对冥顽不化的蒋介石,最好只有实行兵谏,与杨虎城将军联手,做出石破天惊之举,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促成了蒋介石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面对面的谈判。后又经过“三国四方”的会谈,蒋介石口头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条件,停止了反共内战,催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成了转变中国时局的枢纽,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条件。

  国共内战停止了,中国向团结抗日的局面迈进了。可是张学良得到了什么?共产党人、全国人民称他为“千古功臣”,国民党则给他背上了十字架——“千古罪人”。按照国民党的党纪、国法、军纪,张学良一定会受到严厉惩处。这一后果,张学良想到了。但他侠肝义胆,为国、为民,明知后果难以设想,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兵谏。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荡,除了团结抗日,别无他求,事变后照样尊蒋介石为领袖。所以,张学良不听他人好心相劝,事变后亲自护送蒋介石安全返南京。南京中央惩罚了他,判处1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力5年。实际上从此一直过着监禁的生活。36岁的大有作为的年华,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无情地的流失了。当他恢复自由时,已垂垂老矣。他无怨无侮。“千古功臣”,“千古罪人”,任人评说。只要国家团结、统一、富强,个人背十字架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张学良国家观的最高境界。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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