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今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七十年前，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人物和人民一起，举行了这一震撼世界的革命斗争。它以血与火的语言表达了一代中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振兴中华的热烈愿望。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它结束了我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开拓了战斗前进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卓越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在武昌起义的次年，曾在一次演说中回顾辛亥革命，他说：“今日革命虽告成功，共和虽已成立，不过达吾人一部分之目的，决非已遂私心者也。愿诸君以推翻满清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夫然后始为吾人目的达到之日，而对于政纲所负之义务，庶几无憾矣。”中山先生把辛亥革命的成功限制在“共和虽已成立”这一范围内，是卓有见识的。但不幸的是，就连“共和虽已建立”这一点后来也遭到反复，袁世凯称帝妄图篡夺革命成果，这件事，给中山先生以莫大刺激。第一次讨袁失败后，中山先生检讨失败之原因时曾说：“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中山先生的卓见确实抓住了事情的要害。但这不是孙先生所能够转移的，而是历史和社会之必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已为日后的历史所证明。但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所开创的道路，却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颂的。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仁人志士探求民族生路的过程中，在改良主义与革命道路之间的长期徘徊中，革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终于认识了改良主义之无效和走革命道路之必要。中山先生远在１９０４年就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糊涂观念痛切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同时，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明确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幻想由清朝政府“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不仅完全驳斥了保皇派的幻想，充分宣扬了举行革命之必要，而且对前途充满信心。中山先生在同一论文中说：中国的独立指望“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注定是要失败的”。“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山先生的预见为日后的历史所证实，星星之火确实可以燎原，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战，终于在现代史上谱写了战斗的诗篇，而取得伟大的胜利。不过，这个胜利，不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的，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团结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奋战所取得的。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停滞不前的，它的胜利必然推动历史继续向前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的认识总是要适应于客观的历史发展的，而进步的人们，却能在认识客观规律的  基础上，走在历史的前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分子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漫长的道路上战斗，经过失败和挫折，终于获得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理——毛泽东思想，它是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如果我们说，这个道路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由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那么，它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正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告诉人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

　　实际上，孙中山先生自己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平等和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革命民权”和“官吏是人民的公仆”的思想，关于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关于建设与发展铁路、港口、矿山等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经济观点，关于在物质建设之外，还要进行心理建设以及加强国民教育的观点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断发展，使他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获得新的丰富。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从列宁那里得到极大的鼓舞，号召“以俄为师”。他亲自和共产国际接触，于１９２３年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１９２４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了新的生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尊敬的大姐、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她作为孙中山夫人，在帮助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方面起着卓越的作用。宋庆龄女士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她的政治经历，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道路。宋庆龄女士最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绝非偶然的。而孙先生的伟大，也远远超过他的政治业绩。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我们民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已故的张澜主席，他所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英勇斗争，不仅是可歌可泣的史诗，而且它对辛亥革命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对于促进和提前举行武昌起义，起过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在１９２７年以后被断送了。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接过并且完成了孙先生的未竟事业，进一步地发展了它。现在，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我国同胞都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民族学习的榜样。孙中山这个名字是我们全民族的骄傲。

　　今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政策声明和意义重大的政治倡议，我们表示热烈响应和衷心拥护。于此，我们回顾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兴奋之情，不能自已。人们都还记得，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才导致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来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就陷于长期内战的战祸之中。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前夕，国共两党才在民族危急关头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的结果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加上国际形势的有利条件，导致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正在为“四化”而奋斗，国际形势亦有利于我，两党若能实现第三次合作，必能在和平统一的基础上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是合情合理而具有高度容纳性的。台湾当局应当郑重考虑，认真研究，加以接受。中国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过程中，曾参与政治谈判，这就是国际国内都熟知的旧政协谈判。那一代人许多都已作古，但当时的谈判方针和协商精神，却载于史册而为人们所记忆。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严肃地对待叶剑英委员长的建议，捐弃前嫌，开始接触，启谈判之门户，掀历史之新页，后世史家必将称颂为识时明势高瞻远瞩之举。中国民主同盟作为爱国统一战线成员，仍如已往，一本初衷，愿在新形势下为推动和谈，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竭尽自己的努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台湾当局和主持政务的蒋经国先生认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职责所在，当机立断，切勿贻误！

　　我在这里还要向台湾的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呼吁，希望你们本于爱国良心，出于民族大义，促进和平谈判之举行。我们欢迎你们到大陆上来访亲探友，学术交流，政府保证你们来去自由。

　　我还要在这里向中国民主同盟在台湾和海外的老朋友们呼吁，希望你们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贡献。并希望你们到大陆来访问，共话沧桑，重叙旧谊，爱国一家，更增豪情。 （原载于1981.10.12《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网）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