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英豪 万古留芳

——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
 
方贤旭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我收到美籍画家、姑母方君璧寄来的“黄花岗公祭”国画。

　　１９８０年，８２岁高龄的君璧姑母远涉重洋，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在家乡福建举行个人画展，并将她珍藏多年的１万多册中外图书、画册捐献给国家。今春农历三月二十九应广州有关方面约请，我陪姑母去广州参加黄花岗７２烈士殉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她曾表示，为了纪念７２烈士之一、胞兄方声洞及其他为拯救中华而英勇赴死的烈士画一幅画。这次姑母来信嘱我，将“黄花岗公祭”献给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书画展览，聊表寸心。

　　面对画卷，我心潮起伏，更加怀念和敬仰父辈和他们名垂千古的业绩。

　　先父方声洞１８８６年６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父方址亭经营转运公司，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供子女、儿媳念“洋学堂”，并陆续把他们送往日本留学。先父声洞考入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那时在日本求学的许多中国青年，耳闻目睹祖国被列强瓜分掠夺，清王朝腐败无能，劳苦民众处在灾难深重之中，热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先父声洞、六伯父声涛、七姑君瑛、四伯母曾醒同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

　　先父一面在千叶学医，一面为革命而奔走，他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同盟会福建支部长及归国代表等职务，经常秘密回国联络党人，运送军火。

　　１９０８年，先父回国同我母亲王颖在汉口完婚。１０天以后，两人一同去日本，父亲继续医学学业，母亲不久也进入千叶学校读妇产科。母亲及六伯母郑荫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１月，革命党领导人之一黄兴，去香港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募集武装起义的资金，当时许多在日本的同盟会员也都从日本去香港待命，同盟会组织决定留父亲在日本继续读书，坚持工作。但事过不久，香港急电，命我父亲火速回国运送军火。父亲走的那天，我刚满周岁，我们全家拍了一张临别纪念照片，不料父亲这一去竟成永诀。

　　广州起义前，声洞、君瑛、曾醒，都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们和许多青年把弹药绑在身上运进广州，先父和姑母等人利用空隙时间合影留念，并给家人分别写了诀别信。

　　１９１１年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的枪声震撼全城，我父声洞同黄兴率领的一部分革命志士直攻总督府，攻入后堂，发觉总督张鸣岐早已逃之夭夭，这时敌军蜂拥而至，我父亲同革命党人勇敢迎战，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父亲中弹牺牲，为拯救中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义时，年方２５岁。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只收遗体７２具，安葬于黄花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先父牺牲以后，母亲辛辛苦苦扶养我长大。为了完成父亲的“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的嘱托。母亲在我１１岁那年，送我到法国读书，由七姑君瑛和十一姑君璧照料我。我在那里读了小学、中学，又念了一年医科。１９３１年秋天，我从巴黎途经莫斯科、贝加尔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探望母亲。两年以后，我再度去法国完成土木工程四年的学业，毕业时，有人劝我官费上美国，我拒绝了。旅居生活结束后，我回国住在上海。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入市内，他们纪律严明，宁肯睡在人行道上，也不愿扰民。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旧上海迅速被改造，新生活蒸蒸日上。１９５６年我到了北京，任外交学院的法语教师。党和政府十分关怀烈士家属，每月补助母亲生活用费１００多元，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母亲去世为止。

　　林彪搞所谓战备疏散时，让我年迈的老母去平谷县郊区，我则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周总理知道此事，让工作人员捎话说，老人年纪大了，不要去农村了。老母在京，我在干校。两年后，母亲写信给周总理，说她八十三岁了，只有这一个儿子，希望分配工作时能留在她身边。周总理马上让外交部把我调回北京。我与刘淑芳结婚后，总理虽在病中，也还请秘书给我母亲写祝贺信，令我及淑芳感动至极。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炎黄子孙，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要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团结、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原载于1981.10.12《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网）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