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六周年了，回忆当时的情况，尤其我省湖南的情况，可作今日教训者略述于左：

　　武昌起义是十月十日，湖南响应是十月十九日，湖南领导起义者是焦达峰和陈作新，他们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会门中的平民领袖，当时长沙城士大夫阶级，尤其是教育界负责人不愿意平民领袖来领导，即推戴君主立宪派中之谭延来组织政府，焦、陈二人忙于援助武昌起义军，政权就落到立宪派之手。革命军队赴武昌后，谭派军官即在后方进行反革命的暴动，焦、陈被杀；从此湖南的革命旗帜一共九日就被反革命夺去了，革命领袖被反革命杀掉了。革命爆发之日，焦、陈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排满”，而谭延来提出的口号是“维持治安，保全秩序”。最大多数的革命同志以为满清官吏一倒，就是革命成功，地方士绅当然主张维持地方秩序，保全地方的治安，不知道革命是要破坏旧秩序和扰乱旧治安的。出于革命派思想上混乱，以致敌我不分、绅民不分、认敌作友而失败了。不独湖南如此，各省亦相同。例如武昌起义是下级军官领导的，下级起义者自己不抓军权和政权，而推戴害怕革命的高级军官黎元洪为都督，不推戴自己的同志，而推戴上司，阶级意识模糊的结果，就认贼作父了。

　　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同盟会反对满清，同时要反对君主立宪派。由于不斗争就不能生存。因此，同盟会前六个年头中，在扬子江和珠江流域革命的暴动或个人或集团没有间断过，振奋了全国革命的情绪，动摇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同时打击了保皇党，削弱了一切君主立宪派的政治影响，同盟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旗帜。

　　当满清政府一倒，同盟会立刻就分裂成为许多投机的及反动的政派，从此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时止，中国没有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光有孙中山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一小集团，它还不及同盟会的庞大和积极性，同盟会之所以瓦解，由于他们革命的共同目标是排满，以为中国一切政治上的罪恶只在皇室和其贵族，把汉族的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与满清完全分开。因此，模糊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联系，仅仅铲去了封建上层的屋顶，即铲除了一个皇帝就停止了。不独放弃平均地权，封建掘根的工作没有做，而与一切地主和平共居，并对汉族中的一切大的官僚都与之合作。汉族中的军阀官僚不独没有损失丝毫，且升作革命官，发了革命财，且腐化了一些革命分子；从此吸收了立宪派中的大部分政客和同盟会中的某些叛徒，作他们的党羽。中华革命党失掉了在中国的地盘，成为流亡的党派；军阀横行就在这条件下开始了。但革命旗帜，即民主共和的旗帜，名实不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共同的旗帜。

　　军阀毫无顾忌地混战，帝国主义毫无顾忌地宰割中国广大群众，压迫到不能喘息。而革命思想混乱，极端需要革命，又找不到出路，革命派的孙中山也找不到出路；由于孙中山还不能象洪秀全那样发动群众。旧的民主革命方式早就成了过去，新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新的革命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中断了。

　　至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削弱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了，加上俄国社会革命成功，引起世界殖民地人民兴奋，国共合作和国民党从新改组就成功了。自从同盟会瓦解后，只剩下中华革命党一个革命的小政派，从此就有了同盟会的继承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九二五——二七中国大革命，发展到了珠江和扬子江两大流域，吓坏了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及买办阶级；他们要在革命中找代理人，用来破坏革命党派，使广大群众失掉领袖。蒋介石恰是帝国主义和地主及买办代理人的人选，蒋介石是交易所出身的人，又是流氓中的特出人物，一切不择手段，只要有利于自己，而不惜出卖民族国家和一切伙伴，毫无顾忌的敢做敢为，容易被人们误认为他有“天才”，有“革命性”，孙中山上了他的当，我们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也上了他的当。其实当他就职黄埔军校校长时，即声明他不愿任军校校长，他说恐怕将来也成“军阀”，这刚是所谓“柜内无银五十两”的声明，但革命的人们警觉性不够，致使蒋介石几次的阴谋没有深究。主要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蒋介石得以夺取领导权，得以进行反革命的“清党”。

　　自“清党”后，中国国民党名存实亡，左派大部分被屠杀或转入共产党，真正至今日还算得同盟会的继承人，已不是今日的国民党中的元老，今日还是革命者只是寥若晨星的在野者。真正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只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其它，同志们，中国的解放历史任务，过去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是落在我们的肩上！ （原载于1947.10.15《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网）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