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刻意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构；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是刻意模仿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在演出，孙中山等先行者经过十几年艰辛奋斗，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成全民族觉醒，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用袁世凯职掌朝政，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种族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多年来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和正当性。
更重要也更吊诡的是，南北对决的主力其实都是清政府在过去十几年自己培养的新式军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满汉冲突，直接演变为具有现代思想倾向的南北两支新式军队之间的对决。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切好商量。于是辛亥革命后半场放弃了法国大革命的老套，不再追究满洲贵族的政治责任，更没有将那个可怜的小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样送上断头台。在经过短暂和谈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小朝廷继续留在宫中称孤道寡，由民国奉养，大清王朝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万世一系竟然以这种特殊形式实现。
对于辛亥革命这个结果，见仁见智，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在列强和资产阶级介入后变质，革命归于失败。其实，从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辛亥革命实在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精彩摘录：
革命运动，改革立宪的动力。在晚清最后十年，革命与改革确实处在一个跷跷板状态。革命增长了，一定是改良遇到了问题；改良进入顺境了，革命就一定遇到障碍。
开缺袁世凯，中国失去了一次振兴机会。一百年后重新观察，袁世凯开缺另有原因，且中国失去了与美德结盟振兴中国的机会。
武昌首义，立宪派走向武力革命榜样。 武昌起义的主体或者说惟一的力量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是张之洞一手训练出来的，但国家意识淡薄。在湖北新军和湖北咨议局示范下，各省立宪党人和新军相互配合，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相继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弃暗投明，由大清国的统治基础一变而成为民国元勋。
1911年的武力革命，成为和平革命的先导。革命派模仿法国大革命，要用武力流血杀人推翻皇权，实现民权，但掀起的中国大革命，从南北对决走向南北议和，继而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
武人提倡和解，王朝赢得尊重。介入政治的湖北新军成了反政府反体制的力量，前往武昌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北洋新军成了中国政治的中坚。段祺瑞、冯国璋等将领转向革命，放弃抵抗，接受共和。清廷顾全大局，和平隐退，赢得国人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