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辛亥革命遗产就是最好的纪念。民主共和的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思想我们都需要继承。”
章开沅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时间也像一部历史那样漫长。
那是1954年，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专程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他的学术热情与执著让28岁的历史教师章开沅印象深刻，贝喜发参观历史遗址、与辛亥革命当事人座谈，还与当地的学者频繁交流。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武汉研究，这让章开沅心中“不平”，作为首义发生地的学者，他感受到自己的职责。他在这一年开始进行辛亥革命的研究，这项工作一做就是57年。
57年后，85岁的章开沅坐在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他语调平缓、言词坦率，他的视野在现实与历史中往返穿梭，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切理解，让他从容击水于历史的深流。
他身坐的沙发后，临墙置放着“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的大幅书法。这是他从事历史研究的“座右铭”。
1961年，章开沅建议，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这一建议被采纳，这次全国性的会议既拓展了章开沅的视野，又让他得到史学前辈的鼓励。几年后，他被借调到北京整理史料，又和末代皇帝溥仪分在一个研究组。
“文革”期间，他因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而受无妄之灾，从此被剥夺学术研究的权利。
1979年，“文革”一结束，他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率先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探索辛亥革命史研究前进的方向与途径”。美国《中国史学》1980年夏季号全文译载，编者称之为“中国人近年来辛亥革命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这一年，他首次出国访学，他发觉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远远落后于海外。归国后，章开沅加快步履。此时首义亲历者在世的还比较多，他走访当事人，手抄了大量史料。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人们看到了由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120万字3卷本《辛亥革命史》。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专著。这部书使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走向了世界。
1986年，章开沅被华中师范大学教师们选举为校长，开始了他作为教育家的生涯。章开沅曾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这之前他连系主任都没当过。
但章开沅没有让师生们失望，他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3月8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章开沅仍难以忘却教育者的天职，他痛斥大学校园中的怪现象，痛心于今日大学精神的失落与年轻学生的过早世俗。
“十年之前，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我曾经声明告别辛亥革命”，章开沅告诉本刊记者，“但现在也告别不了。”
他解释自己的学术兴趣已经转移，但辛亥革命作为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还是让他无法远离。
虽然想告别辛亥革命研究，但章开沅反对“告别革命”的观点，他说，“历史做伦理评判是说不清的。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前人苛求，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者，要尽力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再跳出来加以宏观地把握，但这只是合理的解释，还不能认为就是客观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