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已过100年。百年辛亥，值得回望更应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何在？对中国新世纪的前行有何借鉴？我们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精神食粮？本报记者走访北京、武汉和中山三个城市，采访三位国内知名孙中山研究专家，让他们讲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章开沅是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张海鹏是中国史学会会长，胡波是孙中山研究的后起之秀，注重现场写作，有独到见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年为旧历辛亥，故名辛亥革命。中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胡波告诉记者，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应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算起，到1913年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为止。他说，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偶然事件，但也有其必然性。从表面看，武昌起义与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发生起义时，中山先生未在现场，身在美国，是几天后才从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有人据此认为，中山先生不在起义现场没有直接组织武昌起义，就不能说是领导了辛亥革命。胡波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武昌起义能够成功，与此前的漫长准备过程息息相关，这一准备过程都是中山先生领导和参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他是革命的精神领袖。
胡波
武昌起义后，先后有17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革命党要面对的问题是谁来做领导人？当时在国内的人，黎元洪被推举，黄兴也被推举，但黄兴坚持认为应由中山先生担此重任。
1910年12月25日，孙中山经广州到上海，革命阵营内的争论随之平息。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是众望所归。作为最早成名的革命家，中山先生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还有其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的是，孙中山熟习日语和英语，是革命党对外交流的中介。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要追溯到1894年兴中会成立。兴中会成立时，包括孙中山在内，到会者有25人，其中16人是来自中山先生的家乡香山，可见家乡人对他革命的支持最大。
兴中会成立不久，中山先生就策划广州起义，但因提前暴露导致起义流产。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当时的报纸做了大量的宣传，暗示广州将有革命。清政府探听到这个信息，起义还未发动就已暴露。广州起义虽流产，但影响很大，报纸舆论宣传做了铺垫。自此，中山先生更知道媒体宣传的重要性，此后的革命生涯他也特别重视宣传工作。在广州起义中，陆皓东牺牲，孙中山后来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胡波告诉记者，孙中山领导的前8次起义中有6次是在南洋策划。1911年4月27日，是农历辛亥年的三月廿九，下午5点半，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军与清兵激战一昼夜后失败，伤亡极其惨重。事后革命党人的遗体被陈尸在咨议局前的空地上，惨不忍睹。其时，潘达微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收集了死难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东郊红花岗（现称“黄花岗”）上。
胡波说，尽管通常说法是七十二烈士，但他自己考证确认有准确姓名的烈士达86位。在这些烈士中，31位是华侨。华侨在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波介绍，中山先生自己曾说，革命成功确实是多多依赖华侨。胡波介绍，在支持革命的华侨中，以南洋华侨最为明显，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支持最大。孙中山在南洋有很多朋友，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活费都由华侨支持，有华侨把自己的别墅腾出来送给同盟会做办事机构。最让人感动的是，其实很多华侨并不算富有，他们基于对中山先生的信任，对孙中山人格魅力的敬重，出资资助革命。
广州日报要海外采访，要走访几个地方，要采访什么东西，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广州日报》寻访中山先生的足迹，还原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新问题。国内很多孙中山研究的学者，现场写作不够，都是从文本到文本，因此必须要到现场采访。
胡波，武汉大学史学学士、硕士，中山大学博士，现为中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山市文化局顾问，中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心声热线”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