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上，年已八旬的金冲及奋笔疾书，仔细记录着每一位发言者的讲话，他几乎回绝了所有记者席间采访，“等休息时间再聊吧，我想听听其他专家的观点。”有人说，近代史不是学问，但这位曾经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写下奠基之作《辛亥革命史稿》的学者，这位曾经第一个提出“二十世纪三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概念的学者，几乎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投身到充满矛盾与纠结的近代历史截面。他说，一个民族不能只知道她辉煌灿烂的历史，假如不了解自己曾经的苦难，不了解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艰难走过来的，那么，这个民族依然没有希望。
理想、革命与暴力之间的矛盾
“在危机面前，晚清内阁政府不仅没有痛定思痛，还想方设法把权力抓得紧紧的，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根本变革。”
记者：在研讨会上，许多专家提到了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说它是清政府 “向现代化的努力”，但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在您看来，清朝的灭亡和民国建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吗？
金冲及：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和经济上，完全破产了，本来每年财政收支八千万两银子，到宣统三年增加三亿两银子。你想想看，短短时间内，它的财政收支增加这么多，钱哪里来？绝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加紧向百姓搜刮，另外一方面要向外国人借债，向外国人借了那么多债，就必须给他们相应的各种权益，而且什么都听从外国的。在西太后慈禧死了以后，更没有人能驾驭当时混乱的局势，在危机面前，晚清内阁政府不仅没有痛定思痛，还想方设法把权力抓得紧紧的，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根本变革。如此这般，不把晚清推翻，不会有任何根本改变。
“让千百万人起来抛头颅、洒热血，“革”人的“命”，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
记者：在实行清末新政之时，晚清政府也在搞“立宪运动”，革命必须是暴力式的推翻吗？
金冲及：这也是我所被问及的最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些国家的大革命来对比一下。法国大革命前，封建贵族对人民的盘剥可谓十分严重，但是当被压迫者一旦反过来对付贵族，甚至对有些还是比较好的贵族，也采取了非常残暴的、过头的手段。当时断头台上，送上去了多少人。虽然对革命、暴力的作用，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包括西方大多数学者，在讲到法国大革命时都承认，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功绩是不可替代的，它是最彻底的，把旧势力扫荡掉，建起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再看德国，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它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那么一段经历，而是依靠原有的统治力量来进行改革，旧的东西保留比较多；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如此，封建传统的东西依然存在，但这两个国家，后来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共同的内因。
从历史来看，和中国革命相似的是法国大革命。要进行这样一场大革命，希望革命能够成功，又希望这中间没有太多的血腥，没有过分的地方，那是很难的，但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应该要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或者不应该有的过火的措施。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说要实行无血的革命，让千百万人起来抛头颅、洒热血，“革”人的“命”，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一个人有没有人生体会，对同一段历史的理解会相差很大，因为后人是根据书本上的记录，站在今天的环境里去想象当时的事情，离历史现场很远，没有亲历者和参与者那样的人生经历，往往离真实很远。
“拱手让权，这不是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问题”
记者：好不容易取得了革命的政权，为什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却把总统的位置拱手让给袁世凯，他没有想到将来的后果？
金冲及：拱手让权，这不是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问题，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在很多革命党人的眼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发动暴力反清的过程中，既没有也很难真正将下层民众发动起来，形成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往往是革命的声势大于革命的实力，反清起义的高潮来得快，退得也快。所以依靠南京政府很难做到，但袁世凯公开表示说他可以做到，大部分的革命党人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岂不很好？
另外南京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因为帝国主义不借款给他，军队那么多军饷都发不出，黄兴终日为军饷劳碌奔波，口干舌燥，亦无所获，他承诺说，如果情况还不能改变，只能切腹以谢天下。在各种压力之下，孙中山先生只能选择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