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由于他们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当，而且又都是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故人们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辛亥革命前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将“三武”汇集在一起，他们一起组织革命团体，一起为革命奔走呼号，他们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队伍内部随之出现分化，曾一起并肩战斗的辛亥“三武”也开始互相倾轧，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致被革命的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悲剧。
首义“三武”的矛盾与纠葛，主要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的权力分配问题，一是对待黎元洪的态度问题。
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地区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政治目标一致，但一直存在着门户之见。随着起义时机的成熟，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壮大革命力量，革命党人提出了两团体联合建议。围绕着这一联合问题，孙武和蒋翊武之间出现了“二武”争雄的局面。
合作的建议最初由共进会提出。当孙武派陈孝芬去试探蒋翊武时，蒋翊武说道：“合作固然好，将来我们一定要上他们的当。他们那些留过洋的、穿长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别是孙武，领袖欲特强，将来共事很难相得。”但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还是同意在1911年5月1日举行第一次商谈联合的会议。在会上，双方的谈话并不令人愉快。蒋翊武说：“现在文学社在军营中发展力量很大，我们合作后，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是可以成为主体的。”孙武听罢也不肯认输，立即回答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的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长江各省都有联系，……据初步统计，人数超过文学社，我们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会议未获得任何结果。6月1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上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后，在湖北领导人选的问题上也作出了具体安排，议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议处理。后来，李春萱在《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对这一局面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样划分，职权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步发展。”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孙武任军务部长后，利用部长之便，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他成员更是遭到排挤。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伤痕再添新疤。
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倒向黎元洪一边，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党人中找一个强有力人物，两者一拍即合。这样，围绕着反黎与拥黎，“三武”之间又展开了新的矛盾与纠葛。
孙武与黎元洪搭上关系后，处处与革命党人作对。后来伙同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组织，拥黎元洪为社长，隐与同盟会相抗衡。
孙武由于个人的权势欲没有得到满足逐步发展到分裂革命队伍，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他们私下议论：“新做了几天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这样，一个以推翻孙武为直接目的的行动在酝酿着。
1912年2月27日晚，以共进会会员黄申芗牵头，以文学社成员为主体的倒孙运动发生了。他们佩戴“群英会”徽章，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的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威。孙武事先得到消息，逃避汉口。群英会事件后，孙武被迫去职。后来，他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
在首义“三武”中，张振武和蒋翊武的结局都不如孙武。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蒋翊武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
后来，有人对“三武”作了一个结合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这也算是对首义“三武”的一个总体评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