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紫禁城太和殿广场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家祝勇一部讲述辛亥革命历史的非虚构作品《辛亥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辛亥年》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通过一年中的戏剧化转折，剖析每个阶层、每个个体的挣扎与抉择，评判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扮演的角色。阅读它，稍有些讶异的是，这一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显出衰败迹象。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不是形势大好，但也是一点点在好起来。但是恰恰就是这一年，一个王朝走向了它的终点。
闪回
辛亥年的N个瞬间
●辛亥年春节之前，一场源于哈尔滨的鼠疫，由东北三省向北京进逼。辛亥年春节刚过，大清帝国的皇太后隆裕就垂询东三省鼠疫蔓延到京的情况，摄政王载沣回答：“业已拨款，饬民政部及各衙门暨直东各督抚竭力防范，早为扑灭，想不致传染来京。”
从那一天起，京城的警察开始挨家挨户地劝说，凡有秽臭腐烂等物，切不可抛弃在街道上。各区专门派出卫生警官，一律佩戴红十字袖章，监控疫情。同时，北京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洒水车，沿街喷洒石灰水消毒……
即将对大清帝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皇储在印度得知北京鼠疫的消息后，取消了访问计划，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万寿圣节。大年初一，太和殿像往年一样举行一场盛大国宴，招待各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节。太和殿大宴共设宴桌210席，每次都要耗用羊百只、酒百瓶。
●四月初一，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这就是清华历史的开端。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之后，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
●四月初七，１９１１年５月５日，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出席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集会时，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并动员当地华侨购买该“公司”股票，筹款支持国内革命活动。孙中山许诺，股金本息，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
●五月二十六，公元1911年6月22日，大清帝国巡洋舰海圻号抵达英国，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加冕庆典，以及24日举行的海上多国舰队校阅仪式。
1911年6月26日，完成赴英庆贺英王加冕大典外交使命的海圻舰，自朴次茅斯港外锚地起航，经过两个星期的连续航行，抵达纽约。中国军舰首次出访美国本土，在全美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 海圻号官兵全副武装前往格兰特总统墓地敬献花圈。军乐嘹亮，中国军人第一次在美国国土上武装行进。
●七月二十四（1911年9月16日）上午，在北京德胜门外，军歌嘹亮，战旗飘扬，在24岁载涛的亲自指挥下，全体禁卫军官兵整齐列队，接受摄政王载沣的检阅。当载沣出现在校场时，军乐《崇戎谱》响起，全军均按阅兵式队形举枪致敬，林立的枪管在秋天的阳光下形成一排整齐的平行线，似乎在表明帝国军队的坚不可摧。
辛亥年到来的时候，似乎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开始的，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历史的急转直下，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包括革命领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年，如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所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对于帝国来说，最危急的时刻（庚子事变）已经过去，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议会（咨议局）已纷纷成立，尽管朝廷制定了立宪期限，但国会（资政院）建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已经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颁布）等纷纷制定完成；铁路、煤矿、公司、股市、律师、国有企业、合资公司……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事业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部高歌猛进；军事方面，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已经形成战斗力……所以，这一年纵然灾异不断，却符合黄仁宇所说：“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起义不断（如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也大多是昙花一现，规模影响远不及当年的太平天国，因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从表象看，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但是这个自信的帝国正是在“我们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猝死的。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十余次起义未能撼动它的根基，来自武昌的一次“计划外”起义就将它送进坟墓。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像是一个传说，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后世作家不需要太花心力，只需如实描画出它的大致形象，戏剧性就自然显现了。有人说，革命不是产生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压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对于黑暗的一种滞后反应。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适用的。
帝国的悲剧，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大清帝国不是没有危机，否则它的猝死就变得不可解，而天下的一切命运，都是可以解释的。从消极的方面看，即使在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中，在它自认为“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帝国的警报也没有撤除，只是当权者对其充耳不闻而已——当权者只能听见他们想听的话，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物，所以在他们眼中，永远都是天下太平。所以，辛亥年在统治者、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形象决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辛亥年里，但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政治派别，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说，在一个辛亥年中，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这是从辛亥年的宽度上说的。
从长度上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也不应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包含了晚清数十年的光阴。所以这一年，不是一个闭合的时段，而是一个开放的时段。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晚清研究，也应当包括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如同一位朋友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血朝廷》以后给我的信中所写:“革命只是爆炸前的火光一闪，而黑屋子早就蓄势待发了半个世纪了，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是时势的风云际会选择了革命的人和事。必然有一人要去引燃这巨大的帝国的毁灭，这样的人、事便是历史的精魂所在。有必然有偶然，在这样的意义上纪念辛亥革命，庶几贴近历史本意。”尽管黄仁宇说，“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但在此时的帝国形势，却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酿成大灾。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出哪一年能像这个年份那样，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纠集了那么多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们在一百年后讲述它时，依旧不得要领。我写《辛亥年》，以一年为横断面，这种写法，如果算是黄仁宇的发明，那我们应该向他致谢，因为他在杂花生树的历史丛林中，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进入的捷径。这种写法，也是一种不讲理的写法，但它使本书在时间的限定性与超越这种限定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张力。
有人参与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历史、令人纠结和叹息的历史。我从来不愿把历史写作变成对历史年表的文学翻译。所以写作这部非虚构作品，我更关注人的命运。对历史来说，人的命运似乎无足轻重；但对人来说，人的命运却是至关重要的。辛亥革命前后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历史当事人都面临“决定性瞬间”：“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对个人、国家、民族来说，这种时刻的选择，关乎一生一世，存亡兴替。这种选择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痛苦。
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宽容的目光，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留给历史的各种缺憾，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中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与挣扎，对他们的轻视、苛求乃至嘲笑，等同于对自己的轻视、苛求和嘲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