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新年钟声的余音尚在人们耳边回响，台北政坛却传来了一则令人心碎的噩耗：台湾政商界大老、财团法人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以88岁高龄病逝。辜老先生的离去，不仅是台湾政商界的损失，更是两岸关系的巨大损失。

父子两代红顶商人

辜家原籍福建省泉州惠安县，康熙年间迁至台湾彰化县的鹿港。辜家的发迹始于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台北士绅为保全身家财产及性命，拟请日军入城、避免战乱，辜显荣乃自告奋勇、只身出城前往基隆的日军营部，并作为谈判代表希望日军进入台北城后不要杀戳、扰民。后来辜显荣被封为贵族院参议员，还被授予盐、糖等专卖权，辜显荣抓住机会，利用良好的政治关系，通过其“大和商行”，除了特许专卖外，还从事樟脑的提炼、外销，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很快成为台湾红顶商人，辜家也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政商大家族。

辜振甫是辜显荣的第五个儿子（前三个儿子非亲生），1917年1月6日出生，因自幼聪颖，理解力过人，最受辜显荣喜爱，4岁即接受有计划的栽培，四书五经、英语ABC齐头并进，还聘专人教授体育强身，自小便文武兼备。在父亲的精心调教下，辜振甫果然不负重望，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会，1931年他代表台北高等学校参加全台乒乓球比赛并一举夺魁。1937年辜显荣去世时，辜振甫刚20岁，尚在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大二学习，因嫡兄长辜岳甫（即辜濂松之父）身体不好，辜振甫接下家族事业的接力棒，头顶7家公司董事长的头衔。大学毕业后，辜振甫毅然负笈日本帝国大学，学习财政与工商管理，为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他不要家族的钱，而是在日本糖业公司任办事员，靠半工半读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礼遇台湾知名的地方士绅。辜振甫因迎娶了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严倬云，通过与国民党党政关系良好的连襟叶名勋而与国民党当局建立了联系，迎来了辜家第二个发展高潮。1952年，辜振甫率先响应当局“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交出大批家族盐田、土地，换取了水泥、造纸、农林与工矿四家公司的股票，并被聘为“经济部”顾问。1954年，台湾水泥公司（台泥）民营化，当局指派辜振甫担任常务董事兼协理，后任总经理，并于1973年正式接掌台泥董事长。在他的经营下，台泥朝多元化的模式发展，迅速成为台泥企业集团，成为台湾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在台湾经济起飞的60年代，辜振甫抓住当局奖励企业投资的时机跨足金融界，于1966年筹组中华证券投资公司，1970年改组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他出任董事长。90年代始，国民党当局开放民间投资电信、能源等特许事业，辜家也迅速扩张事业版图，而今，辜家的和信集团已成为横跨营建、石化、机械、金融、传播、电信、科技的多元化集团，和信集团旗下的公司更达到百余家，成为台湾前五大企业之一。

另一方面，辜振甫的政治关系也十分源远深厚，其作为国民党工商界的代表，在政坛上的地位也步步高涨：早在1957年，辜振甫即被当局指派代表台湾出席日内瓦劳工会议；1961至1997年连续当选国民党第9至15届中央委员，1982年起，更当选第12至15届中常委、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2000年起获聘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因其在美日及东南亚等的人脉，充任当局的“经贸大使”或“总统特使”，穿梭于国际间，开拓台湾的“经贸外交”。

作为商人，辜振甫深知和气生财的道理，他不仅以“谦冲致和，开诚立信”为座佑铭，更在1991年将集团名称由“中信”改为“和信”。正是这种谦冲儒雅的风范，使辜振甫纵横政商几十年、为历任当政者敬重的红顶商人。

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1990年11月21日，海基会在台北成立，其功能除了解决两岸民间交流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还要“藉由台海两岸交流，使两岸人民有更开阔的胸襟，让台湾民众了解‘台湾的前途在大陆’更让大陆民众了解台湾。”（时任“行政院长”郝柏村语）。对于海基会董事长人选，“雅智相兼、仁德俱备，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辜先生是不二人选”（前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语），而当时人在日本，辜振甫也毫不犹豫同意了。

辜振甫慨然允诺出掌海基会，除了他的声望和地位隆崇，还有其自幼饱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重要原因。辜振甫曾经对记者表示，日本虽然占领台湾，父亲一生拒学日文，并一再叮咛子女“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自己从4岁起，父亲就聘请前清秀才，严格教授学习四书五经、习赋诗词；父亲非常喜欢京剧，除了它是国粹，父亲更在意的是京剧里所包含的中国人的历史、忠孝节义、礼乐教化，希望子女能从中体验牢记中国传统的精华。自小就浸淫在博大的中华文化中，辜振甫始终有一颗中国人的心。

年轻时的辜振甫曾卷入“台独”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一部分在台日本人串连一些台籍人士，利用国民党政府接收被台湾的这段空档期，成立了所谓“台湾自治委员会”，辜振甫被推举为“总务部长”，后被国民政府以“阴谋搞台湾独立运动”罪名判刑二年二个月、入狱一年七个月。对此，辜振甫一直耿耿于怀，他说的确有驻台日军人员找他征询成立维持组织一事，可他并未同意，还向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表示此事不可行，“叛乱、台独”这个罪名，当局未为他平反很不公平。“台独”案是辜老先生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他在人生之秋、接下推动两岸关系发展重任的另一重要原因。

“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辜振甫在海基会挂牌仪式上期望成员“以务实诚恳态度，解决两岸民间往来所衍生的问题，经由了解建立交流沟通管道”，并表示，只要两岸阶段性互动成熟，个人不排除以适当时机、以海基会董事长身份前往大陆。正是本着“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理念，辜振甫上任后，率领海基会大力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为达成两岸两会1992年香港“一中原则”共识、实现1993年历史性的“汪辜会谈”起到了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1991年4月，即海基会成立仅数月，辜振甫即派出首任秘书长陈长文前往北京进行礼貌性拜访。隔绝40余年后，两岸终于在事务性接触方面建立起初步的沟通管道。而随后，海基会又与大陆有关方面合作，成功解决了台湾在巴拿马注册的渔船“鹰王号”涉嫌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向大陆渔船走私、协助大陆红十字总会曲折、庄仲希赴台探视大陆“闽狮渔一号”船员，两个开门红，令海基会在岛内风头十足。1991年11月，陈长文二上北京，与大陆商讨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陈长文表示，公证书使用不是国家之间的事，而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使用，赞成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商谈。虽然返台后，陈长文因此备受民进党的攻击而愤然辞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一职，然对于这段往事尤其是董事长辜振甫的信任却备感温馨。他说，“回忆起来，那是一段愉快的合作时光，辜先生和笔者在对两岸事务的推动上，默契十足，几乎不需要花时间‘沟通’，除了辜先生大容的信任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观念上一无间瑕，都想念增进善意、鼓励交流，是促进两岸共荣共利的最大保证，这也使笔者在负责第一线的两岸谈判、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1991年12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举行了热烈的成立大会，自此开启了两岸两会正式接触谈判时代。

1992年3月，海协、海基会在北京展开双方第一次正式商谈。会谈开始，双方即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严重分歧。大陆方面认为，两岸的公证书使用、查证与挂号函件的查询、海上打击犯罪等都是中国内部事务，是在“一个中国”内进行的，这是一个原则，双方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方能进行事务性商谈。而台湾方面却表示，“一个中国”是政治性问题，文书查证等是事务性问题、与“一个中国”没有关系，并以海基会没有得到授权谈“一个中国”为由、离开北京返台。

为了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顺利进行，大陆国台办和海协负责人多次发表讲话，提出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应表述“一个中国”原则、但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述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协商。大陆方面的态度在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台湾“国统会”经过3个多月的讨论，终于得出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含义有所不同”等三点结论。对于台湾当局基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陆海协会立即表态欢迎，“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随即，海协本着推动两岸关系良好发展的初衷，破例同意了海基会要求在香港恢复事务性商谈的要求。

1992年10月28、29日，海协和海基会在香港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举行工作性商谈，为两会负责人在大陆或台湾的正式会面做准备。会谈一开始，海协主动提出了“一个中国”原则的5种表达方案，5种表述方式完全符合大陆先前的表态，即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在此情况下，海基会也承认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双方均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最后谋求国家的统一，并提出台湾“陆委会”授权拟定的“一个中国”原则的5种表达方案，后又提出3项修正表述。对于双方的分歧，海协提出先把共识部分写上，分歧部分由台湾方面自行处理；但海基会不同意，提出用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述“一个中国”原则。会议又延长两天，但分歧仍无协商结果。31日，海协先行离开香港，表示将把海基会提出的“一个中国”、口头表述的建议请示有关单位。11月3日，海协负责人听取汇报后，同意海基会口头表述的建议，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提出了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合作（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对于“一个中国”问题，辜振甫曾这样表示，“两岸都正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统一之后，当然中国是一个，此刻要回归的是“回到追求‘一个中国’的过程”。正是他这种态度，对促成海协、海基会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取得了共识。

坚持民间服务立场，反对官方收编

在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及工作的“一条鞭”构想中，“国统会”隶属于“总统府”的任务编组，是为“总统”提供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咨询建议机构。“陆委会”为“行政院”下设机构，负责当局大陆政策的研究、规划、审议、协调及执行。而海基会则是受“行政院”委托，以民间机构的面目出现、处理两岸人民交流所衍生的问题。因此，海基会在辜振甫的领导及支持下，一切以服务两岸、有利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为出发点，尤其重要的是两会在香港达成了“一个中国”原则、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从而确立了两岸事务性商谈的基础。

对此，看在政策主管部门“陆委会”眼里却满是擅权：例如“陆委会”认为邀请大陆记者访台的业务不在海基会受托范围之内，但海基会却坚持承办、并搞得震动很大；而海基会第二任秘书长陈荣杰未经批准即私下与大陆海协秘书长邹哲开订定时间在厦门会面；特别是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于1991年11月与大陆国台办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口头协议，在“陆委会”看来，“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不利，且现在也不是谈“一个中国”的时机。

海基会的“擅机专行”，使得“陆委会”想尽办法，于1992年8月6日制定了《受托处理大陆事务财团法人监督条例》，明订“陆委会”是受托处理大陆事务财团法人的主管机关、其人事案包括遴选董监事都应事先得到“陆委会”的同意。至此，“陆委会”终于在法律上获得了海基会上级主管机关的身份。

海基会与“陆委会”在权责上的矛盾、以及在“一个中国”认知上的分歧，使海基会第一、二任秘书长陈长文、陈荣杰先后辞职以示抗议。陈荣杰在辞呈中表示，“两岸民间交流虽在经贸、旅行及文化等方面皆有急速之成长，惟两岸关系似没有随着两岸交流之进展比例而改善，致使秘书长职务之执行，愈感困难重生，多所障碍。”

海基会在两年余内连损两位秘书长，内部士气受到严重打击，为鼓舞士气，海基会拟提副秘书长石齐平升任。但“陆委会”却有意安排“副主委”叶金凤转任。对此，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却表示反对，认为如果由叶金凤进驻海基会，无疑是把海基会收编在“陆委会”旗下，海基会将没有一点自主权。在辜老的坚持下，“陆委会”人选没有进来，高层另行安排身边人邱进益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海基会总算在人事上扳回一城。

排除万难赴狮城

1992年8月4日，海协会长汪道涵亲自修书辜振甫，邀请会面；22日，辜振甫回函建议于10月中下旬在新加坡举行会面。然而台湾方面认为，大陆坚持把“一个中国”写进正在协商的协议中，因“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等于承认大陆是中央、台湾是地方，台湾无法接受，故对“汪辜会谈”采取消极态度。1993年3月12日，邱进益赴海基会履新职，4月7日辜振甫即派其上访北京、商谈与汪道涵的会面问题；10日，两岸两会达成共识：确定于4月27—28日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汪辜会谈”日程的确定，使得一向主张“台独”、反对两岸统一的民进党非常害怕，在阻挡不成的情况下、推派学者参与会谈的要求又遭“陆委会”拒绝的情况下，他们执意认为是海基会董事长在其中作梗，便在“立法院”轮番炮轰辜振甫，而演出最激烈的当属陈水扁。陈水扁共提出4点要求，包括要求辜辞去国民党中常委、撤换辜、立即取消“汪辜会谈”、辜必须为其父过去的行为公开道歉等等。

民进党的人身攻击，令76岁高龄的辜老先生相当激动，他立即向“陆委会”提出辞去海基会董事长职务、退出“汪辜会谈”，同时发表声明表示，举行“汪辜会谈”“只因事关两岸民间交流所衍生诸问题之事务性解决，一本服务至诚，免为应命”。民进党的所作所为，招致外界强烈批评，辜老先生在国民党高层的慰留和外界的热情慰问下，以两岸关系大局为重，决定淡化处理辞职一事，他表示“应该做的事，我不会受到影响”。

历史性的会面

1993年4月26日下午2点半，辜振甫与夫人抵达了新加坡，并在机场举行了简单的记者会。他说，海峡两岸不仅有地理、历史、文化的渊源，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台湾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联系是割不断的。海峡两岸隔绝40年，现在这种互相对立的局面正在慢慢化解，两岸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日趋密切；希望这次会谈能有利于这种交流的制度化，使两岸关系得到良性发展。

在三天的磋商中，虽然双方分歧不小，但汪、辜这两位同文同种、又肩负着两岸的重大使命的老人，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原则，使得会谈取得多项成果，使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并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29日上午10点52分，汪道涵、辜振甫分别代表海协和海基会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对此，辜老先生感慨地表示，“今天上午签署的协议，为两岸事务性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使两岸关系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两岸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发展两岸关系、两岸交流秩序化将是一座里程碑”。

5月9日，带着“汪辜会谈”的圆满成果，尚未完全恢复身心疲惫的辜振甫老先生，在台北“国家剧院”登台出演了他拿手的京剧折子戏《空城计》，扮演的是他一生喜爱的人物——诸葛孔明。

上海融冰

正当人们沉浸在“汪辜会谈”所带来的两岸关系美好前景、两岸两会积极规划第二、第三次“汪辜会谈”时，台湾领导人的一系列分裂言行却令两岸关系跌至谷底。1994年李登辉接受日本人专访，大叹“身为台湾人的悲哀”，指国民党是外来政权；1995年李登辉斥巨资“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对祖国大陆进行恶毒攻击、谩骂，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随后又抛出所谓“戒急用忍”政策，致使全面限制两岸交流，两岸会谈的基础已荡然无存。

李登辉的分裂言行，激起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极大义愤和强烈谴责。在坚决斗争的同时，大陆方面仍未放弃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努力。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15大政治报告中，再次重申“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随即海协致函、邀请海基会派员参加会议，为第二次“汪辜会谈”营造良好会前气氛。1998年1月，钱其琛副总理又藉首都各界“纪念江八点三周年座谈会”，发出了“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安排”的呼吁。

国际舆论也高度肯定祖国大陆为改善两岸关系做出的举措，表达其一个中国的立场。1997年10月，美国国务院在江泽民访美期间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在上海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名义的国际组织”。美国政府一些智囊人士也明确表态，美国不会为台湾独立出兵。再加上岛内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强烈呼声，台湾当局被迫同意重启两岸对话。

1998年10月14日下午3时42分，辜振甫一行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6天的大陆参访。2小时后，“汪辜会谈”即在和平饭店举行首次会面。当两位老人的手再次相握时，他们或许都未想到，这时距第一次新加坡握手已过去5年半，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又刻下了新的痕迹。

由于台湾当局是迫于压力恢复两会接触，因而对“汪辜会谈”处处设限：一是以“建设性对话”回避大陆“政治对话”的呼吁；二是利用各种场合宣扬“两岸分治、互不隶属”政治立场、要求予以台国际生存空间；三是要求大陆接受台湾式的民主化、为两岸和谈统一设置前提条件。虽然在会谈之余，辜老先生登台演唱了《空城计》，调和会谈气氛。但在当局的定调下，可以想见，辜老先生以82岁高龄赴上海、北京的“融冰之旅”不过是台湾当局演给外界看的一出戏，辜老先生则成为一则受人操纵的木偶。

心系两岸、一诺千金

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公开否认两岸香港“九二共识”，更放话说辜振甫也曾表示没有“九二共识”。

对此，2001年3月1日，辜老先生举行记者会，回顾1992年香港会议，明白指出“当时的共识，是‘一个中国’，口头各自表述”；并表示“那个时候，如果一直争议‘一个中国’的内涵，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认知不同、制度不同、生活的方式又两样。所以我们就说好，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搁置有关‘一个中国’的争议。搁置的目的，是要从经贸的、人文的、文化的交流，慢慢的走下去，总有一天可以形成政治融合。”辜老更强调，这是一诺千金！辜老先生以公开的记者会方式，以“一诺千金”之语，还给世人历史真实情况。

对于两岸会谈，辜老先生也一直坚持“有分歧，才要谈”的促谈坚定立场。他认为恢复协商应该赶快做，这不是气氛问题，双方应定期见面，因为见了面，气氛就会不一样，两岸几年不见，就是情人也不行。

与当政者理念不和，令辜振甫心灰意冷，多次产生不如归去念头，然陈水扁知道辜振甫的象征意义，辜老的数次请辞未果。2002年底，辜振甫再次当选海基会董事长，在记者会上，他期待开展两岸关系新貌。但是两岸关系新貌并未展现，陈水扁却相继抛出两岸“一边一国”、“制定台湾新宪法”等激进“台独”论调。

就在两岸关系最严峻时刻，担任14年海基会董事长的辜振甫走了。

在这几年中，他一直为病魔所折磨，但病榻中他念兹在兹的仍是两岸。

为了等到两岸春暖花开的到来，他拒绝医生摘除左肾的建议，甘冒癌细胞转移的危险、选择了激光内窥镜烧除病灶的方式，为的是能为两岸关系再尽心力。

辜振甫走了。他在两岸舞台上的出色表演和优雅身影，令两岸全体中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