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年前汪辜会谈的若干回忆
唐树备

    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在两岸关系经历了诸多风雨坎坷、台湾政治形势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后,汪辜会谈所蕴含的成功经验及其丰富内涵,不仅未随时间而消褪，反而历久弥新,更显珍贵。作为当时会谈的直接参与者,今天回顾和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更加感到意义重大。

    双方就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是当年汪辜会谈之所以能够成功举行并取得相关成果的基础与前提。两岸接触商谈伊始,根据商谈所处理两岸交往中具体事务的性质,并充分考虑到双方对一个中国的立场和政策,我作为海协负责人公开表明:授权两岸事务性商谈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至于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

    正是在祖国大陆方面既坚持原则、又务实灵活的态度面前,在广大台湾同胞要求两会尽速达成协议、改善两岸关系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于1992年8月1日公布了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结论”,明确声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的涵义有所不同”。鉴于台湾当局已做出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承诺,海协负责人于同年8月27日通过新华通讯社发表谈话指出,台湾有关方面确认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当然,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接着，经过同年9月两会秘书长在厦门的接触和同年10月两会人员在香港的会谈,后又经两会的电话联系和正式函件的交换,最终形成了两会关于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由此可见,尽管两会协议用口头方式来表达上述共识,但这个共识是有公开的书面文件为依据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及其他台湾方面当事人也都明确承认共识之存在。台湾当局领导人现在想加以否认,是不可能得逞的。近年来经常被简称为“九二共识”的上述共识,它一方面维系了双方最基本和起码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搁置了双方对一个中国涵义的重大政治分歧,求大同,存大异,体现了两岸中国人高度的政治智慧。

    “九二共识”是汪辜会谈的起点与前提。1993年4月汪辜会谈的初衷与目的,仍在于通过对话谈判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尤其是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造福于两岸人民,服务于民族复兴。汪辜会谈举行的上世纪90年代初,和平与发展己蔚为大潮,经济全球化与区域整合成为趋势;台湾面对国际上的强烈竞争,需要利用大陆的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科技人才、科技基础研究、市场和潜在市场的资源,扩大销路,增强竞争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大陆改革开放,欢迎台湾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两岸经济上互补互利的客观基础已经存在。考虑到双方间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大陆方面遂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干扰和影响经贸往来,着力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1991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受权提出三点建议,包括“由海峡两岸有关部门和受权的团体或人士,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两岸交流问题”。1992年8月4日,汪道涵会长函邀辜振甫董事长会晤,“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换意见,洽商方案,共利两岸”。十多天后,同年8月22日,辜振甫先生迅速回函,表示接受邀请并提议在新加坡会谈。随后,唐树备、邱进益两会负责人在预备性磋商中,正式协议把汪辜会谈定位在“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与功能性”。

    从会谈的结果看,汪辜会谈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的五项结论中,除第五项规定协议生效日期外,第二项专论经济交流,载明“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其余三项也都涉及到两岸经济和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内容。在两会负责人的预备性磋商共识中,广泛涉及到台商投资正当权益的保障、促进台商来大陆投资、大陆经贸人士访台、共同开发能源、资源、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并对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共同筹设民间性两岸经济会议制度,达成共识。上述内容多数列入《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规定的有待两会商谈的议题(“劳务合作”和“两岸经济会议制度”两项,由于台湾当局的反对,未能列入)。由此可见,汪辜会谈翻开了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的新篇章,是两岸1949年以后签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共同协议》所明确的“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的原则,体现了两岸应通过经济交流与合作来达到“互补互利”的目的,也就是要有利于两岸经济的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反映了两岸同胞相互扶持、并肩前进的兄弟情谊。江泽民主席高度评价汪辜会谈的各项成果,指出:“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这次会谈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海峡两岸进一步加强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扩大各项交往交流,共同为繁荣两岸经济、发展两岸关系、振兴中华、和平统一祖国而努力。”

    汪辜会谈以后,大陆方面全面落实会谈达成的各项协议,在安排协议规定的几项事务性议题商谈的同时,努力推动举行有关两岸经贸、科技交流等议题的商谈。但是,台湾当局一方面拖延安排经济议题的商谈,另一方面又坚持在事务性商谈中列入体现台湾当局所谓“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诉求的条文,使两会商谈一步一步陷入僵局。以后,李登辉到美国从事分裂活动、抛出“两国论”,严重恶化了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了两岸商谈的基础,使双方推动两岸经济互补互利、共同繁荣的努力功亏一簧。

    十年来,尽管台湾当局不断阻挠,两岸间有效的经济合作机制未能建立,但由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认真贯彻保护台商正当权益的政策和法律,由于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两岸民间的经济交流持续向前发展,两岸经济往来取得重大进展,达到空前的规模和水平。截止200年底,两岸间接贸易额累计2679亿美元,台商来大陆投资企业5.57万家,协议台资金额614亿美元,实际到资331亿美元。台资在引进某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就业、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出口等方面,对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通过台商投资的带动,台湾大幅度增加了对大陆的出口,大陆已成为台湾商品的最大出口地和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由于利用了大陆的优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提高。

    汪道涵会长在汪辜会谈时,在论述两岸、经济交流合作问题时,曾明确地把两岸直接“三通”列为经济议题,主张两会“应当摆上议事日程”。当时,海基会方面却以“三通”是政治性议题而拒绝讨论。但十年来,两岸通邮、通商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尽快实现两岸海上和空中的直接通航,已成为台湾同胞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

    由此可见,尽管台湾当局极力阻滞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与直接“三通”,但经过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汪辜会谈所揭示的加强经济交流和合作、互补互利的精神,和汪会长关于直接“三通”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发展。目前的情况是,大陆经济十多年来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台湾经济陷入了低谷。如果台湾当局当时能认真落实汪辜会谈各项经济协议,并通过两岸受权的民间经济会议制度,加强两岸经济发展的协调和规划,台湾必能更多地利用大陆的优势,加速台湾经济的转型。回想当初台湾方面曾表示要以大陆为台湾经济发展的腹地等诸种构想,但受制于李登辉等人反对两岸经济合作和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的倒行逆施,这些构想的推行当然受阻。一念之间,有若霄壤。对此,相信台湾的有识之士是心知肚明、感慨系之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2300台湾同胞是我们的手足兄弟,是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人员往来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湾分裂势力的重要力量”,凡是有利于台湾人民的利益、凡是有利于祖国统一、凡是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事,我们都将积极推动。钱其琛同志在去年1月举行的纪念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发表七周年的座谈会上,也曾深情地指出:对遭受自然灾害和经济衰退双重侵袭的台湾同胞,大陆人民感同身受；面对共同的机遇与挑战,两岸人民自应甘苦共尝,相互扶持。他还进一步提出愿意就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广泛听取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与建议。这充分显示出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关心与善意,以及对提高两岸经济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未来二十年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将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前进,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这为两岸经济合作和各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新的机遇,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

    当前,推动与发展两岸经济关系,首重“三通”。这些年来,祖国大陆方面本着为民谋利的精神,已经在促进“三通”方面,采取了许多灵活做法,提出了一系列务实可行的建议。如进一步阐明,“三通”是经济问题,“三通”商谈不是政治谈判,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为早日通起来,协商方式也可以尽量灵活,解决办法应当简单易行；在两岸民间行业组织就“三通”的技术性、业务性问题达成共识后,由双方各自取得确认,就可以通起来。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领导人也曾表示愿意委托民间协商两岸直航,但至今仍看不到实际的步骤与措施。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及早顺应潮流,体识民意,尽快撤除障碍,真正推动“三通”,使这一有利人民、惠及两岸的好事早日实现。

（《台湾工作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