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汪辜会谈”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的重要成果，是海峡两岸关系迈出的“历史性的重要一步”。10年来，尽管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但“汪辜会谈”及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汪辜会谈”建立起两岸制度化的事务性协商与政治对话机制，并解决了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会议达成“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四项协议，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二是为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及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汪辜会谈”之后，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先后进行了近20次不同层级的商谈与会谈，就两岸交流中衍生的问题进行商谈。虽因台当局一直在“司法管辖权”问题上大做文章，造成两会会谈波折不断，“两岸劫机犯遣返”、偷渡犯遣返、两岸渔事纠纷等三项事务性议题不是无法达成协议，就是虽然两会达成协议，但台当局拒绝签署。但应该看到，两会管道的畅通及两会事务性协商的进行，以及1995年春决定的第二次“汪辜会谈”计划，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事务性协商和第二次“汪辜会谈”由于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毒化了两岸两会商谈的气氛而被迫中止。两岸政治关系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严重的紧张对立局面。

　　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两岸及早开启政治谈判的建议，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灵活的措施。迫于岛内外促谈压力及选举需要，台当局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较务实的做法。1998年10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团到祖国大陆参访，江泽民、钱其琛等分别会见辜振甫。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两度会晤，并达成“四点协议”，包括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加强两会各层级人员的交流互访和汪道涵应邀在适当时候访问台湾等。辜振甫来祖国大陆参访及两岸进行的高层接触、对话，打破了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对于两岸高层政治性接触的禁忌，开启了两岸实际上的政治对话。此后，两会经过两次副秘书长级的会谈，原则确定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于1999年秋天访台。同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两会接触、交流与对话再次被迫中断，汪道涵回访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实现。陈水扁上台后，拒绝一个中国原则，公开否认“九二共识”，抛出“一边一国论”，致使两会对话和协商无法恢复，两岸政治僵局无法打破。

　　事实证明，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的两岸商谈与对话不但对解决两岸交流中的具体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更成为两岸政治关系缓和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两岸商谈与对话，无疑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缓和；相反，否定“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商谈与对话，必然导致两岸政治关系的紧张与对立。

　　二、“汪辜会谈”促进两岸交流快速发展。

　　尽管台当局推行“戒急用忍”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大陆经贸政策，但“汪辜会谈”带来两岸缓和的气氛，加上两岸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使得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两岸间接贸易快速增长，经济合作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互补互利局面正在形成。1993年，两岸贸易额达143.9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4.26%。2002年，两岸贸易额更高达4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按外经贸部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2002年两岸贸易额累计达2350亿美元，是1978-1992年两岸贸易额的8倍多。目前，两岸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大陆市场正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包括香港）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自1993-2002年，台湾累计自大陆贸易顺差1500多亿美元，约为1993年以前的8倍。

　　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成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汪辜会谈”进行的当年，台商掀起投资大陆的第一波高潮，投资项目1万多个，协议金额99.6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31.39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70.27%、79.78%、198.95%。2000年以来，台商冲破当局封锁，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第二波高潮。到2002年底，台商投资大陆55000个项目，实际投资约331亿美元；其中，自1993-2002年，台商投资大陆4万多个项目，实际投资约310亿美元，分别是1993年以前台商投资总项目、实际投资金额的4倍多、16倍多。台商投资大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由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发展，由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大企业、大项目、高科技企业逐渐成为主流；二是投资地域不断扩大，“上海热”、“青岛热”、“西部热”纷纷涌现；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由食品、轻工、服装等传统产业，向金融、保险、医疗、电讯、航空等领域发展；四是台商加快将研发基地转移到祖国大陆。

　　与此同时，两岸各项交流不断深入，人员往来层次不断提高。一是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并逐渐向深层次、专化化发展，学术交流和科技产业交流逐渐增多。二是人员往来规模迅速扩大。1993-2002年底，两岸人员往来累计近230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约2230万，大陆同胞赴台超过70万），是1987-1992年两岸人员往来总和的5倍多。三是高层往来增多。民进党上台以来，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萧万长分别于2000年、2001年率团访问大陆，成为国民党到台湾后赴大陆访问的最高层级人士。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对两岸同胞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增进了解和互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两岸“直航”取得局部性突破，“通邮”取得实质性进展。

　　长期以来，台当局把“三通”视为谋求“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国与国三通”的政治筹码，以“台湾安全”、“官方谈判”、“国际航线”等诸多借口，拒不开放“三通”。但随着“汪辜会谈”以来两岸经济关系与各项交流的迅猛发展，全面“三通”、尤其是两岸“直航”成为两岸关系和岛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两岸同胞、工商界的强烈呼吁下，尤其是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直航”逐步取得进展。一是1997年4月，福州、厦门与高雄间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海峡两岸48年来商船不通航的历史。二是台“交通部”于2001年8月6日批准高雄办理与大陆之间的“海空联运作业”，使两岸直航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小步”。三是台当局从2001年1月2日起，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2002年6月，台当局又有限度开放台湾货物和人员通过金马单向中转大陆，并有限度开放澎湖“小三通”。四是大陆控股的澳门航空公司和港龙航空公司先后自1995年12月、1996年8月开始，分别经澳门、香港机场时不需要换班机，只要更改航班号，就可以“一机到底”模式飞行两岸。五是2003年“春节台商包机”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飞航大陆的台湾民航客机，戳穿了台当局所谓“两岸直航不利台湾安全”的谎言，在岛内引起热烈反响。

　　为沟通两岸人民信息，给两岸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创造条件，祖国大陆相继制定两岸通邮、通话的管理办法，并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促进了两岸邮政业务的发展。“汪辜会谈”签署了“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谊协议”，同年6月两岸开始互办挂号函件业务。两岸各项邮政业务基本全面展开，“通邮”取得实质性进展。

　　两岸电信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合作程度深，发展速度惊人。两岸除共同参与投资直通两岸的“欧亚海底电缆”外，两岸有关部门还达成共识，投资由祖国大陆主导的“中美海底电缆”工程。1998年8月，台湾与新加坡合作的“中新一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台当局开放中华电信公司通过该卫星经营两岸卫星通信直播业务，为两岸电信业务直通创造了条件。目前，两岸直达光缆和卫星电路已达3000多条，并相继开办了电话、电报、数据通信、电子信箱、移动电话漫游等业务。大陆往台电信业务量已居出境业务的第二位，仅次于香港；台湾往大陆的电信业务高居其发出量的第一位，已占其岛外业务量的30%。由于两岸间接通邮通电，双方邮电资费不能直接结算（须经由第三者拆账），增加了彼此营业负担，更影响两岸电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彭维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