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大陆上完初中，16岁服兵役，23岁赴台湾，四度戍守金门岛，二十六年军旅生涯，43岁上大学，45岁当新郎，二十载教书育人……历经内战连绵和困难当头之痛，饱尝背井离乡和孤悬海外之苦，一本从台湾省台中市捎到家乡湖南省石门县的回忆录《七十忆往》，洋洋洒洒上十万字，共分“万里忆故乡”、“负笈远乡外”、“甘苦从军行”、“廿载教书乐”、“恋爱婚姻家”、“认识我自己”六个篇章，详细记述了今年82岁老人邱甦颠沛传奇的一生，两岸风土人情、市井世故、时事变迁象史诗般娓娓道来，浅浅一湾海峡割裂的骨肉亲情、家国情怀让人唏嘘不已，成为见证台海政经和民间心声的现代版《史记》。

　　故乡梦萦万千回

　　游子漂万里，最忆是故乡。

　　“‘仙阳’这条号称四十五里的长坪，人烟稠密，村庄象星罗棋布般地错落有致，或在溪畔，或在高岗，或在峦脚，或在谷边，衡宇相望，鸡犬相闻，当清晨薄暮时分，炊烟四起袅袅上升，缕缕相结，真是一幅美丽而祥和的山水图。在这条纵谷地带，籍着仙阳溪的溉沃，物产十分丰饶……”离乡六十四年，家乡美景时刻在脑海中放映。“农暇时，人们常在水落石出的当儿，用榨过茶油的枯饼，捕杀深潭的鱼虾。乡民农夫也在浅滩缓流处，以砂石砌成一道堵水堤，在傍岸处掘出水道，架起水车，汲取溪水来灌溉岸上的稻田。那巨大的水车，一筒一筒地日夜不停地吞饮清澈的甘泉，再吐哺一畦一畦的绿禾，充实了农人们收获的希望。”山青水秀恬静幽雅的家乡，永远是远方游子心目中最神圣的天堂。

　　1926年农历七月十五日，邱甦出生于石门县三圣乡杜家岗村一普通农家，父亲邱道望按从《诗经》中“绍，绥，缨，緌”顺序取字的安排，将最小的四儿子命名为邱以緌（1949年更名为邱甦）。在成稿于1994年中秋节的《七十忆往》回忆录中，虽“硬生生分别五十年”，但家乡的山水人情仍历历在目，“愈老弥新”。

　　“五六月正是骄阳横空、挥汗成雨的季节，车水的农夫们，个个都把衣裤脱得精光，赤条条汗晶晶地在灼热的赤焰下，不停不倦地工作。当日正中天的卓午，已婚的农妇，挈着午饭的竹篮，送到车水的田头，望见他们辛勤的夫君叔弟，除了爱怜的慰声外，绝无尴尬腼腆的作态。《诗经》上的‘或来瞻汝，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古风，仍在这静朴淳良的仙阳溪畔，流传着三千余年的情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淳朴乡风，化作了老人备感温馨的永恒回忆。

　　1943年离家，1949年赴台，“思亲不在，问暖不能”，骨肉分离的痛楚陪伴老人终生，“不知道在这五十年来风催浪卷人事剧变时代中，还能屹然无恙依然如故否？而我今生也不能重回旧园，再光先人遗业，真感惭慨不已。”思亲念家，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折磨了老人一生。读到情深处，笔者常常泪如雨下，愤慨“人为海峡”的残酷。

　　两岸受教惠终身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大批知识分子投身教育深入民间唤启民智，邱以緌恰逢其时，深受教益。

　　“当我七岁时，父亲带着我到杜家岗上杜家祠堂从杜友堂先生启蒙。老师引导我先拜孔老夫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画象挂在黑板的右方墙上，父亲为我点燃了一炷香插在墙壁脚下的香炉里，指导我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再行拜师礼，只叩了一个头，这样便算完成了入学手续。”迈进知识殿堂，邱以緌如鱼得水。

　　“他当时教给我们的书本，既不是‘三，百，千’，也不是‘论，孟，礼’等，而是民国二十二年的小学生课本，‘人，手，足’，‘刀，尺，衣’便是明宗开义的第一课，每个字的上部分，都印有这个字的实体图片，正如现代幼稚教育看图识字的方法，杜先生的教念，用的是普通话，而不是方言土调。那个时代在僻处山区的乡村，还没见过自来水钢笔，即使铅笔也买不起，所以做作业写日记都是用毛笔书写的。”描红，临摹，脱贴，背诵，练习，打拳，舞剑，聪明好学的邱以緌浸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海洋中。三年级时，教唱国歌、国旗歌、总理纪念歌的风琴成为他接触到第一件现代文明品。

　　结束四年初级小学学业，1937年春，10岁的邱以緌第一次独立生活，到十几公里远的九间铺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就读。“寝室挨近教室，架着一条长木板所搭成的长铺，铺下有三十公分高的空间，可以放脸盆鞋子等物品。墙脚摆放着几盏油灯，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设施或用具了。”“餐桌上的菜肴，每天每餐仅两碗罢了，豆渣是一道主菜，不论冬夏，不论朝暮，三餐均有它在桌上供食。还有最糟的是，米饭经常不够吃，为了吃饱，必须抢着盛饭，‘细嚼慢咽’这句话在当时是不适用的，自高小、初中、从军乃至老年岁月，养成了我狼吞虎咽的快餐习性。”学校条件之简陋生活之艰苦，学生六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1939年春，邱以緌以全县第四名的好成绩，考入石门县立初级中学（今石门二中）。当时正值紧张的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战机轰炸，学校从县城迁至南圻（今白云乡）竹坝桥乡下。“教室设在祠堂里。餐厅是用稻草搭建成的草棚，里面排列着方桌和长板凳，每桌八人共餐。沐浴也在这草棚里，一个大热水灶烧着水，洗澡时便自大热水灶中取水倒在木质的浴盆中，没有遮蔽的设施，大家祼体相见，每当晚餐后沐浴时间，这里是又抢又挤的，也是笑语喧天的。”时时上山躲警报，停停打打搞学习，邱以緌与王昌裕、林隐凡、熊衍、欧阳上午名列“五小”学习标兵，“而且我的作文，学校还把它公布展览在全校的公告栏中。”其时记忆最深刻的是经常演唱《流亡三部曲》、《黄河谣》、《慰问伤患》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1942年暑假中，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石门中学回迁县城，邱经緌也在年底结束了初中学业。

　　“不惑之年上大学，不用扬鞭自奋蹄”。1969年10月1日，43岁的邱甦凭借过硬的知识功底，在军队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与台湾师范大学的联合办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脱下军衣，脱离军界，进入大学国文专修科就读。师从周何博士和江应龙、吴兴、苏淑平、王熙之教授等名家，系统学习国文、国学、训诂学、声韵学、四书、书法、英文等大学课程，邱甦勤学苦读，每每以高分名扬于同科三个班，还以学艺股长和炊食委员服务于老师与同学们，颇受师生尊重。

　　1971年8月1日，邱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被优先分配至台北县芦洲国民中学任教。

　　不堪回首从军路

　　“我叔叔喜欢写字作诗。正好国军79军98师通信连驻扎我家，连长看到屋墙上漂亮的书法和有些功底的诗句后，就将叔叔带去当兵了，最后去了台湾”。小邱甦六岁的侄女邱菊凤，如今住在石门县工商银行宿舍，回首往事，依稀还记得六十五年前的情景。

　　1943年春节过后，在亲人们的泪眼相送中，穿上父亲赶编的新草鞋，背上母亲准备的小包袱，16岁的邱以緌随军出发，从此渐行渐远。担任文书上士，整天与自来水钢笔、铁笔、钢板、蜡纸、复写纸打交道，编制官兵薪饷花名册和训练进度表，认真负责的干劲很快得到了连队上下的肯定。

　　“脚跟和脚底的水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身上的军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与日军争夺长沙、衡阳、桂林不断失利的转战跋涉中，后勤保障的拙劣似乎决定着战场失败的必然，官兵们是苦不堪言，“这条迂廻曲折长近千里的路途，在寒冷而强劲的西北风中疾行，霜雪载途，泥泞不堪。那套絮薄纱轻的棉军服，怎敌它朝来的风吹雪染？那条毛脱线断的旧军毯，怎御得夜来露重风寒？”

　　行军途中，饥寒交迫的邱以緌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病情发作时，先是全身寒冷，从外面的肌肤冷到心腑，使人冷得颤抖不已。同胞们将棉被象泰山压顶般地覆盖在我身上，我仍然牙齿上下咬打不止，蜷缩在棉被堆里抖动瑟缩着。接着全身开始燃烧起来，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吐气如火，唇舌欲焦，纵然将北极冰山置在身旁，也仍想剥尽身上衣服皮毛，眼睛也被烧得乌黑一片，脑海更是一片昏沉。幸好我这病都是在黄昏宿营后才发作，尚能得到好的照顾。如果是在行军途中发作，恐怕便弃于沟壑中作荒野之鬼了。这种病在当时唯有‘金鸡纳霜丸’可治，可是在医药缺乏和马不停蹄的那时，得之何易？只有活生生地忍受这又冷又热的痛苦煎熬，和死亡边缘的挣扎。”庆幸的是，此后同伴们的一顿狗肉宴，痊愈了“打摆子”之难。

　　出湖南，下广西，进四川，风餐露宿，长途拉练，1943年底，部队终于在乐山城安顿下来。“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望眼欲穿的思念中，邱以緌从此远离了家乡的团圆桌除夕夜。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邱以緌也从军委四阶准尉升任少尉副排长，他渴望着从此过上安宁平稳生活。

　　很快，内战升级，邱以緌的愿望落空了。部队奉令移军川东梁山（梁平县），协防陕西汉中，转战安康，开拔湖北南漳，疲于应战。

　　国民党民意尽失，军队节节败退，“风号雪舞，冰坚路迷，行军非常艰苦，我穿着的草鞋布袜，没有一缕是干的，绑腿也是浸湿至膝盖下，那缕沁人的寒意直透心脾，四顾天地茫茫，前途茫茫，部队的去向也一样茫茫。”部队军心涣散到了极至，邱以緌和一帮兵哥们大胆做出决定，逃离部队，回家创业事孝。

　　可人算不如天算，象惊弓之鸟赶回邻县临澧县，还是被陆军44师132团卫生连拦住，收作“文书上士”。“以前种种譬如昨天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既然命中注定从军，邱以緌索性将姓名更改为邱甦，既希望换取全新生活，又避免从前的“逃兵”麻烦。近家门而不入，邱甦徒唤奈何。

　　移驻长沙时，兵荒马乱之状已使人人自危，邱甦和官兵们时刻都在思考着各自的未来。国民政府退守广州，解放军控制了首都南京，全国一片混乱，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一日，邱甦同伙伴们上街游玩，测字摊的“军而政展，海外名留”谶语，让他们跟上了赴台的潮流。邱甦又一次“开小差”与卫生连不辞而别，于1949年7月20在广州黄埔港登上了驶向台湾的“福民轮”海轮。

　　随着水泄不通的人流，印甦离别祖国大陆，在7月24日抵达高雄港，从此与家乡天各一方。

　　“分配了一间土洞给我，还找来一盏煤油灯，虽然在海上折腾之后疲倦已极，但这战地第一夜，我却怎么也不能酣然入梦，悲欢往事荡涌心头，潮起潮落的事业曲线，让我感到人生的幻变，一盏荧荧灯火，却燃烧到黎明。”在台湾从军二十年，邱甦先后四次戌守金门岛，“站在金门太武山顶，远眺一衣带水之隔的厦门，不禁悲从中来，泪眼望山河，白云思故乡，又坠下无言的思乡之泪。”及至两岸关系缓和，信函互通，邱甦才获知家中境况，想起家中父母、大哥、二哥思念一生未能晤面的人伦悲剧，禁不住老泪纵横，慨叹连连！

　　家国情怀薄云天

　　老人出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自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答，答，答’，‘答，答，答’的机关枪声，不断地从东边株木岗、新开寺那个方向传来，国军和日军交火了，仿佛到了末日，大家更严密地躲藏起来。在躲藏的地方。我们也不敢生火做东西吃，只有将炒米花泡着冷水充饥，有的只有挨饿了。”老人对万恶的日军深恶痛绝。

　　国难当头，国民糟殃。“自民国二十六年七七抗战军兴，中国进入艰苦溢血的岁月，举国上下，节衣缩食，与应军粮，乡公所分配各家各户缴纳粮米，要限期送交。并且我军装备低劣，伤亡惨重，兵源是后方的任务，乡公所也要按各家户籍的人口，征集壮丁。在这样境况下，父母亲也只好在每次轮征我家壮丁时，忍痛卖出一批稻谷换成银元，去买壮丁顶替，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卖粮食买壮丁，搞得我家原本不忧温饱的生活，变得青黄不接，三餐难继，只好吃些杂粮野菜，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忧国忧家化作了少年学子投笔从戌的原动力，“我了解自己的环境状况，不敢奢望再去读高中，而且我兄弟多，迟早要有人去当兵，家里实在不容许再卖粮食买人顶替了。我已长大多了些见识，应该挺身而出，投笔从军，不能让兄嫂分散、父母难堪，所以在同学们（毕业）纷纷讨论中，我却在心中暗自作了决定。”为国担责为家分忧的情怀感天动地。

　　“石中后起应自强，应用手脑辟大荒，挟九澧，汇洞庭，下长江，涓涓不息到海洋。”时隔五十六年，老人在回忆录仍完整记录了石门中学校歌，学业遗憾中隐含的是无怨无悔追求一生的倔强。

　　邱甦从军二十六年，一直担任部队文官，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先后获忠勤勋章、金瓯奖章、景风奖章和宝星奖章等多种荣誉。从教二十年，先后任教台北县芦洲国民中学、台南市省立斗六家商职校和台中市家商职校，教书育人，劳苦功高，多次参与台湾省高级职校联合招生试卷命题，先后获台湾省和台中市特殊优良教师称号，台湾省教育厅四维奖章，二十六次嘉奖，四次记功，与著名教育家、省立斗六和台中家商职校校长田余秀先生合作一十八年，可谓“智慧源两岸，桃李满宝岛”。

　　任教期间，邱甦十分注重向学生灌输中国历史和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知识，多次自告奋勇承办学校《民族精神教育资料展览》，被誉为“历史教育家”。对于台湾当局近年来“去中国化”的野蛮做法，他痛心疾首：“以致社会上对国家认同观念模糊，对民族根源的认识混淆，国本动摇，良堪浩叹！”

　　1971年10月，45岁的大陆仔邱甦与台湾妹潘秀贞成婚，结束单身生活。前前后后的七次搬家经历，邱家备尝了台湾普通市民生活的艰辛。为了让儿女们记住自己的根，他将大女儿命名为湘兰，二女儿命名为湘惠，两个儿子则按家乡姓氏宗派分别命名为正祥和正祐，深深刻上了家乡的烙印，“纵然走遍天涯海角，心永远连着家乡湖南石门。”在游子的眼里，“‘家乡，亲人，故土’，就是人生风筝细细而坚韧的纤绳。”1991年8月，65岁的邱甦正式退休。

　　1994年9月，秋高气爽时节，邱甦返回思念追忆眺望了整整四十五年的大陆故里，遍访亲友，畅叙亲情，了却了他“决心摒弃一切，返大陆故乡一趟，扫双亲庐墓，探存者情况”的心愿。

　　如今，82岁高龄的邱甦在台中市颐养天年，幸福生活在两岸大家庭浓浓的亲情包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