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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卢沟桥畔的炮火把我逼出了学校大门，使我成了一个失学学生；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一声爆破，我的家乡迅即沦为泽国，迫使我不得不离乡背井，成为一个四处讨生的流亡青年。从此，对日寇的国仇家恨便根植于我的心灵深处。1939年2月当我流亡到洛阳之际，适逢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招生，经报考被录取，于3月4日在洛阳西工集中，我遂被编入第十六期第六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少校中队长名叫靳诚，毕业于黄埔七期；上校大队长李焕南是黄埔四期；少将总队长李绳武将军则是黄埔一期的前辈。一年之后总队长职由黄埔四期的谢义锋将军接任。
数日后，我们坐上闷罐火车赴西安。刚开始车速极慢，而且行行停停，过渑池便渐渐入夜了。再向西行，似乎由于连续不断地钻山洞爬山坡，那车头竟被累的如同一头不胜负重的老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可是一过灵宝空气骤然变得异常紧张，车上所有的灯火一概被熄灭，队长严肃地要求我们禁声，就连那车头也不再喘气了，车速逐渐加快。事后听队长说，这段铁路贴近河岸，对岸日军阵地一发现有火车通行便发炮轰击，为了安全，火车只能趁深夜悄然通过，这在当时就叫做“闯关”。次日下午我们终于到达西安，在城内一座被日机炸得千疮百孔的废楼中住了一宿，第二天便被带到总队宿营地——大雁塔周围的村庄。我们第四中队被分派在大雁塔西南角里的瑞禾村开始进行入伍训练。
当时抗战已进行了将近两年，随着日寇节节进逼，国土片片沦陷，后方的经济日益困难，因而我们的生活及训练条件都非常之差。就说配备的步枪吧，全是杂牌，什么老毛瑟啦、套筒啦，五花八门，几支汉阳造都成了同学们的“宠物”。再如吃饭，主食多半是“杠子馍”，每餐一人一个，八个人围起一个小圈圈蹲在地面上就为“一桌”，中间放上一只铁皮钵盂盛菜。主菜一般都是长成了树的老菠菜，有时连菠菜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加水稀释了的炒豆瓣酱或辣子酱，只不过能在里面蘸蘸筷子添点咸味儿罢了。至于肉食，那就只有待到盛大节日“打牙祭”时或许有幸见面。米饭嘛，间或也吃，但最不受欢迎，这倒并非因为我们多为北方人的缘故，而是那饭说稀不稀说干非干，既粘且碜，实在让人不敢用牙去嚼。记得当年初夏一个傍晚，我端着一盆水回住所时，竟然莫名其妙地踩到正坐在廊檐边上洗脚的同学的腿，随即是“哎哟”“哐啷”一连片声响，我俩便摔倒在一处，两盆水溅了个满身遍地。他抱怨我为啥不看路，我则抱怨他怎么眼看有人走到跟前不言语，其实谁也不怪，原来我俩也跟许多同学一样，都因严重营养不良害上了夜盲症，自己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三个月入伍期满之后，我们总队调到凤翔县，分驻于凤翔师范和儒林小学。经升学考试转为军官生，我被编入以黄埔八期学生邓去焕为队长的第三中队。此后的物质条件渐有改善，使用的步枪一色都是“中正”式，嗣后又换成全新带锥形刺刀的俄式步枪。除了战术科之外还增加了其他学科，典、范、令等小教程由队职官担任，战术等八大教程则有专职的军事教官讲授，他们多是富有经验的“老保定”，讲课深入浅出，实际生动，很受学生尊敬爱戴。此外还有总理遗教、校长言行、战时经济、国际问题等政治课程。政治教官都是学校从各地延揽的学者名流，讲课幽默生动引人入胜，其中涂心园教官主讲的国际问题尤其受欢迎。不过无论上什么课，课桌都是没有的，课堂听讲时，同学们各自坐一只小矮凳，双膝托起一块图板便是“课桌”了。至于生活上，依然十分艰苦。记得1939年底，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可棉衣还迟迟补给不上换不了季。上身尚且好办，只要有其他上衣，单也好棉也好，暂且套在里面还可御寒。苦就苦了那两条腿，那时我们的单军装全是短裤，限于军容观瞻是不能在短裤之内穿长裤的。有一天，我们队进行尖兵和排哨的野外演习，骤然间天气突变，凛冽的北风翻卷起鹅毛雪片劈头盖脸突袭而来，同学们裹腿以上裸露的光腿被冻得紫红，跑起步来不由自主地半弯式叉开双腿。那姿态活像舞台上扮演武大郎的小丑一样滑稽好笑。要知道，谁要是一不小心让双膝碰到一处了，那真是火辣辣钻心的疼啊。然而生活越是艰苦，同学们越是把仇恨记在日本鬼子身上，更加希望早日学成杀敌本领，奔赴抗日前线“驱除鞑虏、收复失地”。
紧张的军事训练之余，我们还开展多种文体活动。同学们最喜爱的体育活动除器械操外莫过于打篮球。文娱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最活跃的除歌咏之外还有京剧、秦腔和河南曲剧。为了便于安排演练，全总队还特意进行一次大整编：第一中队集中了原分散在各队的篮球骨干；第七、八、九三个中队分别集中了秦腔、河南曲剧和京剧的演唱人才。歌咏较普及而且简单易学无须集中，但它却更加深入同学们的生活。早晚点名时要唱军歌，行军时更不待言，每逢开大会那就更为热闹了。每个中队都是一个歌咏队，同时又是一个啦啦队。会前或大会间隙，你队啦我队，我队啦你队，于是，《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当时极为流行并且饱含战斗激情的救亡歌曲便此起彼伏，激荡回旋于会场上空。随着阵阵歌声，同学们的激情也越来越高昂，都感到热血在周身血管中不停地奔流翻卷而难以自抑。我们也常结合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驻地进行与民众联欢的文艺会演。汇演节目除大合唱、小演唱、传统戏曲之外，同学们还自己编演话剧、新剧等。记得1940年夏一次会演，在我们大队长和中队长的热情支持下，我们班曾就一本揭露苏州—个汉奸的画册内容改编为一幕话剧参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激起会场一片“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愤怒呼声。
此外，我们还参加一些大型活动。1939年8月我们调至长安县的黄良镇集训后参加了第十五期学生的毕业典礼，同时参加修筑五台公路的申家桥至皇埔村路段。1940年6月我们再次集训于长安县贾里村一带，参加第十六期四、五两个总队的毕业典礼。1940年冬，在华阴至潼关地区周士冕的一六七师驻防地，进行了短期的河防见习，最后移驻长安县的子午镇，集中进行重机枪、迫击炮等步兵重兵器训练。1941年4月，通过毕业考试，我们于王曲河西大操场与同期另外四个总队共同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大典，从而完成了在黄埔这座大熔炉里经受的战斗洗礼，依照学校的分发方案分头奔赴抗日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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