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永远铭记黄埔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激励后人在新时期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推动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我刊从今年第1期起将推出《我记忆中的黄埔前辈》栏目。我们热切希望海内外黄埔亲友后代，熟知并与黄埔师生有过交往的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投稿。

　　我的父亲程子华，原名程世杰。1905年6月20日生于山西省解县(今属运城地区)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即立志报国，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多次参加并领导反对军阀统治的爱国学潮。在斗争中，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受党组织派遣，他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了黄埔五期学生，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戎马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于1950年1月赴家乡，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3月任山西省各界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协商委员会主席。从此，他结束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步入建设新中国的岁月。

　　1950年7月5日，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些熟悉父亲的人竭力推荐他主持全国合作社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代表们的意见，不久就把父亲从山西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负责组织领导全国合作社工作，并筹备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组建。

　　一个兵团司令、山西省的党、政、军第一把手，调回来搞合作社，开始时才是个局长，其实这样的调动对父亲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长征后他从一个军团政委去当“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长；在晋察冀分局时，他从分局副书记去当工商局长……他何曾说过一个不字。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父亲除在山西省工作半年多外，始终在中央经济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工作，紧紧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17年，为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付出艰苦的努力，作出显著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长期关押。但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与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狱中，他以坚强的毅力，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写出长达万言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情况总结》，对西南三线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和经验，作了深入的思考，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史料，周总理曾给予高度评价。

　　1978年3月，父亲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这年父亲已73岁高龄，他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把民政部组建起来，当年5月，他组织11位部党组成员带领司局长和业务干部分赴全国各地召开会议、调查研究，摸清全国民政系统的现状，找到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使全国民政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父亲在1980年8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并决定徐向前、聂荣臻、许德珩、程子华等黄埔老前辈去做同学会工作。徐向前任会长，父亲任常务副会长、负责日常工作。为筹备成立大会，父亲一直住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一起认真研究会议的各项议程，会议的名称、宗旨、任务、编制和经费等。他事必躬亲，连会场如何布置、座位怎样排法等，都要亲自审查。光会名前后就起了三个，最后由徐帅决定叫“黄埔军校同学会”。对于同学会的宗旨，他更是反复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最后定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1984年6月，大会如期召开，世界各地和港、澳、台等校友都派代表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人到会祝贺。会议气氛十分融洽热烈，受到与会者的一致称赞。

　　1984年10月，为迎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理事会决定编辑出版一本《纪念册》（全名为《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父亲立即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分赴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各有关部门搜集资料、图片、历史文献等。经三个月紧张工作，初步收集齐全。父亲又决定先将资料搞一次内部展览，请在京的几位副会长、黄埔校友和有关专家、学者观看、审查、提意见，逐篇逐幅核实照片和文字。《纪念册》编成后，他亲赴广州请徐帅审查定稿，并请邓颖超为《纪念册》作序，而后立即派专人去香港监督印刷。《纪念册》出版后很受欢迎，在国内发行2万多册，在海外130多个国家发行4000多册，影响很大。

　　在主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过程中，父亲同以前一样，善于出主意、想办法、有创造，把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他在1986年11月召开的一届二次理事会上提出了“求大同，存大异”的新观点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工作方法。他说：“求大同，就是求祖国统一之大同；存大异就是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大异。”“情，就是同窗校友之情，袍泽故旧之情，亲朋乡土之情；理，就是爱国统一之理。”并提议创办《黄埔》杂志，编纂专辑、特刊，编发《工作通讯》。

　　父亲先后主持编辑了《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特辑》、《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专辑》、《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一届二次理事会专辑》等，深受各界人士欢迎。1988年中秋节，他积极支持《黄埔》杂志社等6家新闻单位举行中秋佳节联欢会，邀请在京的台湾新闻界朋友参加，呼吁海峡两岸新闻工作者互访、交流，增进共识。1988年以后，父亲改任顾问，仍一如既往地关注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并一再叮嘱同学会干部，要尊重侯镜如、郑洞国几位在京的副会长。

　　1990年11月，85岁高龄的父亲亲切接见黄埔一期同学、台湾“立法委员”萧赞育。1991年父亲在春节招待宴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统一大业情势紧迫，刻不容缓，不能把统一的日程一拖再拖，不能再等10年20年。肯迈步就是开始，肯动手就会成功……让我们拿出信心和决心，献出精神和智慧，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做起，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138名老将军的声音。在1991年元月1日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大会上，荣誉会长、退役将军邓文仪以大会主席身份致辞：“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共识”、“我们要统一”；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学都是退役的老兵，尤其是本人，今年已87岁了，所谓垂垂老矣，夫复何求？”他特别呼吁全体同学：“只要我们一息尚存，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牺牲！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努力奋斗！”

　　1991年2月，父亲在接见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时说：“让我们两岸同学，手牵手，心连心。我们有能力完成北伐抗战，就有能力完成祖国统一。”

　　父亲在逝世前两周，还坐着轮椅出席黄埔同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并热情洋溢地发表讲话。当他听说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要来访问时，非常高兴，卧病在家还对同学会工作人员作了三点指示：“1、要给予礼遇，派人到广州、香港去迎接；2、访问团要谒黄帝陵、中山陵，对年纪大的要准备好搀扶上山的工具；3、如果健康允许，我一定陪同。”他在弥留之际，还断断续续地说：“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见不到他们了……”。1991年3月30日22时11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走完了革命的一生。

　　父亲远去了，4月10日下午，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全体成员31人参加了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荣誉会长邓文仪、会长刘璠、执行长张琦等敬献了花篮，他们是8日飞抵北京的。

　　2005年6月20日是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了父亲的自传《程子华回忆录》和纪念文集《纪念程子华》，新编辑出版了画册《程子华》。

　　“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父亲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父亲的坚强毅力，绝非常人可比。他身经百战，历尽艰辛，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父亲视个人名利淡如水，视人民利益重如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一生克勤克俭、奉公廉洁。与同志交往和相处是那样的坦诚、真挚、亲切、谦和，十分和睦融洽，没有一点架子。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贵品质一直激励着我们。

　　在我们子女的记忆中，对父亲抹不去的印象就是他总那样的忙碌，对头绪繁多的工作是那样的负责，对每一位同志是那样的热诚和宽厚。他永远都有干不完的工作，他永远都在思考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子女的教育。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位慈祥的老人。他疼爱自己的子女，对子女要求严格，时刻关心着子女的成长和进步。他重在身教，讲得并不多，通过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引导和鼓励我们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人。虽然父亲德高望重，但他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名重不自恃。正因为这些，父亲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可亲、可敬，成为我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楷模。

　　多少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许多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父亲既是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对子女充满了慈爱的父亲。他办事讲究原则、公私分明，但对同志对朋友又十分关怀体贴、极重感情，至今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依旧存留在他的老首长、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的美好记忆中。父亲的革命品德、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我想，这也是我们对父亲的最好思念。●

　　（作者为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巡视员，原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