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幸存的“慰安妇”，当年侥幸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为曾经的屈辱而沉默不语。

    并不是所有经历了苦难的人都愿意回忆过去，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侵华日军称为“慰安妇”的不幸的女性。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

    没有人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幸存的“慰安妇”，当年侥幸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为曾经的屈辱而沉默不语。

    从北国寻到南疆，在海南省三亚市保亭县退休干部张应勇的帮助下，记者终于在保亭县找到两位愿意接受采访的老人。

    “日军见到年轻女子，想抓就抓”

    81岁的林亚金无儿无女，寄居在亲戚家里，到现在还能下地干活，一年能收获四五百斤稻谷。

    “我是1943年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时我们村附近就是日军的兵工厂，兵工厂附近有两个日军据点。日军见到年轻女子，想抓就抓。”

    “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弟弟共8口人。那年我19岁，村里人都说我又能干又美丽。追求我的小伙子不少，也有人来提亲，但我不愿意，打仗那个年头，太乱了。”

    “大概是10月的一天上午，我和3个要好的姐妹谭亚细、谭亚节、符亚伦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老远就开始鸣空枪，我们吓得躲在田里不敢出去。鬼子太狡猾了，竟然从背后包抄，把我们都围起来了。就这样，我们被带到日本人的据点，被关在草屋里。”

    “我们4个年纪差不多，都没有结婚。我以为日本人要杀我们，因为以前在据点附近看到过日本人杀中国劳工和外国战俘，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强奸了……”

    80岁的谭亚栋是父母的独女。1943年初夏，日本人强迫每家都要出人修路时，在开工的第一天谭亚栋和其他3个女孩子就被日本人带走了———“日本人说让我们以后负责舂盐，就是把粗盐舂细给日本人吃。我们干了一天盐活后，把细盐送到据点。据点的日本人要我们一起出去打斑鸠，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本人叫我钻进草丛中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从背后突然抱住我，就把我强奸了。我想跑，但是他有枪。我挣扎的时候，脸被抓破了，他一脚猛踩在我腰上，从此落下腰疼病，到现在腰还时常疼。”

    “那天以后我们4个就被关进据点了，睡在茅草房里一张木板床上。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晚上，日军随叫随到，被叫去的姑娘到指定的房子里。他们不准我们叫喊，不准反抗，否则就拖出来打。打的时候，他们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腹部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所以，背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

    “日本人不分白天晚上每天都来，少时三四个，多则八九个”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侵华战争中，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如是说。

    10天后，林亚金被带到南林据点，这里离她家不过3里路，远远的看得见村庄，却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她的死活。

    “在这里住的是铁皮屋，屋子有一个窗户，一张木板床。每顿饭有人从窗口塞进一个饭团，吃不饱，但是每天都从窗口伸进根水管让洗澡。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他们进来都带着枪，个个凶神恶煞的。日本话我听不懂，他们用手比划要我怎么做，但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

    “我每天都想跑，但外面有铁丝网，还有岗楼，日本人站得高高地监督我们，根本跑不掉。一年多后，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有很浓的臭味。一个当伪军的本地人担保让我出去治病，说两个月后就回来。日本人本来就嫌我没用了，所以同意了。1945年的6月份，我终于走出了据点。”

    谭亚栋回忆说：“在据点里面，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偶尔白天放风的时候听人说现在几月了，才知道日期。到日本投降前我已经是小腹剧疼，下身恶臭，经常流些白的黄的东西。”

    “我们当中有一个是当时就被杀了的，她叫李亚娣，只有17岁，怀孕了。有一天，日本人叫我们都出去到院子里，结果我们看见亚娣头被砍掉了，肚子也被剖开了，肚子里的胎儿还在动。翻译官对我们说：‘你们都看好了，怀了孕就是这个下场，给你们的药一定要吃！’我们都在几米远的地方看着，吓得不敢靠近。同时被杀的还有一个女人，日本人说她是游击队员，但我听说就是附近村里的女人。她结过婚，也是跑了又被抓回来的。”

    噩梦永远难以醒来，民族不会忘记

    林亚金逃回到家，母亲见到她后抱头痛哭，说：“女儿你还活着啊。”她告诉林亚金，父亲在林亚金被抓后生病卧床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那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回到老家，因为没有药治，在1946年春夏间都死了。

    林亚金说：“我的事只有母亲知道，日本人警告过我不准跟任何人提起据点里的事。母亲去世了，我还是担心别人知道，就跟弟弟离开老家，搬到了姐姐出嫁的这个村。对歌是我们黎族的习俗，1950年，我通过对歌认识了我丈夫，结婚后我才告诉他我原来被日本人强奸的事。结婚一年后，我丈夫就死了。我以后也不敢再嫁人了，怕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会打骂我。一个人也好，安静些，我认了。”

    谭亚栋是在日本投降一年后结的婚，丈夫是同村的。谭亚栋说：“他倒插门到我家，知道我的事，但比较宽容。现在我跟五儿子一起住。现在晚上还经常会梦见日本人又来了。”

    曾任侵华日军最后一任总司令的冈村宁次，是“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时为防止性病蔓延而影响战斗力，时任日军上海派遣队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下令设立“慰安所”。战后逃过审判的冈村宁次继续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后于1966年病死东京。

    2005年3月18日上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坐在轮椅上的原告郭喜翠手捧另一名原告侯巧莲的遗像，神情落寞地离开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庭。侯巧莲没有等到诉讼判决的结果便抱憾而去。（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