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间,苏智良行万里路:从东瀛到上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炎海南,跨过长江黄河,远赴云贵高原,采集证人证言。
13年间,苏智良读万卷书,遍阅相关日伪档案,日本人在华文献和书籍、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资料……
13年间,苏智良自掏30万元,用以调查取证、补贴老人生活。
“一切为了真相”:还慰安妇历史一个真相,告慰20万曾遭日本法西斯凌辱冤魂的在天之灵。
一张旧照片开启一段被抹去的历史
1991年,苏智良作为访问学者前往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离著名的旧书街神保町不算很远,一天在神保町的旧书店里,我发现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有两排日本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去作乐。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当时的中国学者对慰安妇知之甚少,国内研究尚属空白。
“上海”“慰安所”这两个词揪住了苏智良的神经,这个杨家宅慰安所在上海的哪里?日军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慰安所?是谁经营的?里面的慰安妇来自哪里?这个慰安所后来怎样了?房子还在吗?还有没有知情者?“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
1993年6月,苏智良结束了在日本两年的留学生活,和夫人乘船从横滨回国。“在日本所得的慰安所线索仅仅两条。回到上海,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实地调查。”“当初做研究时,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苏智良拿出自己刚刚出版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这本书是今年4月截稿的,里边收录了我13年间在上海寻找到的149家慰安所。但书出版仅两个月,又有市民打来电话,提供了4个慰安所的线索。”
13年的研究,苏智良在上海找到了日军海外的第一家,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慰安所:“大一沙龙”;也找到了旧照片上的杨家宅慰安所……从2到149,到153,数字还在增加。“我震惊了!真没想到有那么多。”
采集三百慰安妇血泪证言
妻子陈丽菲,原本是学古代史的, 1997年去陕西,为了方便采访,苏智良第一次带上了妻子, “我是男人,总有不方便之处。”这一次山西之旅,他们共走访了14位原日军慰安妇。
“妻子很容易落泪,在采访过程中有好多次和老人抱头痛哭,采访没法继续。”回上海之后,陈丽菲毅然辞掉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专心一意陪丈夫开展调查工作。
“研究慰安妇历史是痛苦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苏智良和妻子讲起了几件难以忘却的故事。2000年,苏智良带南京的一位杨大娘去大阪讲演。老人在前台的一块白布后讲演。老人缓缓开始讲道:“我八岁在南京遭日本兵轮奸,后成慰安妇,到现在每天都要用尿布。”听到这里,“我眼泪顿泻,无法抑制。”
2000年,苏智良想带云南的李连春老人去东京作证,可是地方政府却在成行前夕横加阻挠,有的干部甚至说:“这么丢脸的事做过了,难道还要去宣扬?!”
为此苏智良、陈丽菲亲赴云南,住在老人家里开导她,老人泪流满面地说道:“我的身体是干净的,日本鬼子才是脏的。”“老人说话时的语气、眼神至今刻在我大脑里。”陈丽菲无法忘记。
这么多年来,夫妇俩访问的慰安妇超过三百人。“实证调查对历史学很重要。我做的历史关乎普通人的苦难和挣扎。”抚着案头的文案,苏智良说道:“她们的证言都在这里,铁一样的证据。”
“慈善家”苏智良
自从第一次见到原日军慰安妇,苏智良就明白了,他所做的已经超越了历史学的边界,一个学者的边界。
就在接受采访之前,苏智良刚刚让自己的一个博士给山西14位原日军慰安妇送去了15600元生活补贴。同样的事情,他每年都要悉心安排,“据我的统计,全国至今尚健在的日军慰安妇总计35名。”
“她们都风烛残年了,身心俱疲。1/3以上的人不能生育,大多又家住农村,我要给她们养老送终。”
“我现在要拼命挣钱啊,”苏智良笑了笑说道,“她们活着一天我援助一天。”就在前两天,云南李连春老人的孙子高考分数出来了,考得不错够上本科了,可家境贫困,学费无法筹措。在云南打电话来报喜的时候,苏智良还没等对方开口提学费的事:“只要能上本科,费用我来,直到毕业。”
但仅凭一己之力又如何援助得过来?全国35名幸存的原日军慰安妇,按每人每月100元的补助,一年需要4.2万元,况且,“老人生了病怎么办?甚至后代读书没有钱怎么办?能坐视不理吗?”
2000年,有一个“亚洲女性国民基金”找到苏智良,表示愿意给钱援助老人。但接触后,苏智良发现这个组织是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募捐共同出资,“目的是给了钱,就要我和受害的老人们闭嘴。”面对这种要求,苏智良没有考虑一秒钟。
所幸的是,经过多次接触,2001年“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和苏智良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达成协议,部分出资帮助援助老人生活。“我现在想的问题是明年如何再提高老人的生活补贴,目前1个月100元太少了。”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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