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到岛内，人民悲愤异常，纷纷拿起武器，与日军进行斗争。虽然最终台湾被日本人占领，但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奴役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伴随日本在台湾统治的加强，台湾同胞斗争的方式也逐渐从武装反抗转向和平运动。因为早在1907年梁启超就曾对林献堂说过：“祖国在今后三十年内，绝对没有能力帮助台湾同胞争取自由，所以请你劝告台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而遭受无谓的牺牲。你们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方法，好叫日本人不敢过分压迫台胞。”1911年梁启超亲临台湾，再告台湾学术界：“政治是一门大学问，要多读读世界思想名著。”岛内的爱国知识分子连横、林献堂等人也认识到在当时通过政治斗争对付日本人的压迫、奴役、同化的重要性，开始探索民主斗争的道路。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民族自决”，主张民主主义的思想一时风行日本。日本一方面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同胞不断斗争，台湾局势动荡，于1921年撤消压迫台湾人民的“六三法”，公布实行“法三号”。此法令使台湾人同日本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其目的就是想笼络台湾人民。这样，台湾当局也不得不给予台湾人民有限度的自由权利。台湾的有识之士，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受民主思想影响，利用当时日本的政策进行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1921年10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参加者多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共1000多人，林献堂是协会总理，蒋渭水是常务理事。他们以文化工作来致力于民族运动和思想革命，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影响深远。民族主义为其基本精神，经济社会制度为其关心重点，对日本总督府的措施，常作反抗运动，也一再受到日本的迫害。文化运动轰动了台湾，使台胞吸收了新文化，新思想，加强了台胞的民族意识。

　　后文化协会内部分裂，蒋渭水即仿效日本政党组织办法，起草纲领文件，以谢春木的名义申请创立了台湾民众党，得到了日本当局的批准。1927年7月10日台湾民众党正式成立为政党，参加党员皆系文协会干部及旧会员等八百多人，聘请林献堂为顾问，主要领导有蒋渭水、陈其昌、许明、廖进平、谢春木。党的指导原则是：(一)确立民主政治。主张台湾人应有自治参政权。(二)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主张提高农工阶级的生活，使贫富权利趋于平等。(三)革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主张改革社会陋习，实行男女平等。确立自由的社会制度。民众党的斗争目标，在不时揭发总督府当局的暴政，使台胞明了当前政治，促其自觉，并藉以揭发总督府日常的阴谋，使之不致虐民以逞，知所自制。至于组织方面，相机成立全岛二十个支部。翌年又组织了台湾工友总联盟，负责人为李友三，各地更成立了四十八个工友会，一万四千余会员。此外还有兰阳农民协会，台北劳动青年会等外围组织。党的政策分政治、经济、社会共七十一项。现将其中一件最激烈的斗争——反对总督府实行新的鸦片特许政策略述如下：

　　日本占领台湾时，对鸦片采取渐禁论，实行鸦片专卖，统筹配销，发给吸食者特许牌照，在户口簿上注明“阿”(日人当时称鸦片为阿片)字，可以向指定商店购买。1900年调查有鸦片瘾者近七十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鸦片专卖的收入曾占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推行鸦片专卖的后藤新平，就因为对台湾财政的贡献获得了勋章。

　　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日内瓦“万国鸦片协定”于1929年1月9日生效，严禁吸食鸦片，日本也是当时的签约国。台湾总督府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台湾鸦片令施行细则”，不准吸食鸦片。但因为鸦片专卖可观的收入，细则下附有一个“但书”，称“本令实行前之鸦片瘾者，由总督特许吸食，而吸食政府发售之鸦片膏者，不在此限。”显然禁烟成为有名无实。蒋渭水是个医生，他深知鸦片的毒害，指出总督府的特许方针是“和在澳领澳门征税而准许赌博之榨取政策同出一辙。均将留污名与罪恶于人类历史上者。”刚刚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就投入了反对鸦片特许的斗争。他们除了举行全岛打倒鸦片演讲会，也向东京的日本政府抗议，要求全面禁止鸦片吸食。但日本当局对此采取高压政策。民众党决定诉诸于国联，获取国际舆轮的支持。但日本对电信的控制比较严格，要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是不容易的。

 　　经过精心策划，1930年1月2日晚上7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拿着一份电文走入台北电报局，发出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就是以“代表四百万台湾人的台湾民众党”的名义，向国联控诉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特许制度的。这个青年是蒋渭水的儿子蒋松辉，他们故意选在电报局高级职员下班之后，而留下的低级职员一般不太懂英文，这些职员糊糊涂涂就帮他们用英文向国联发了电报。这封电报第二天刊登在各地报纸上，日本政府大为震怒。1930年3月1日国联派员来台调查，日本政府虽百般阻挠，蒋渭水、林献堂等人仍义无返顾地向调查团委员陈述真相，使日本政府丢尽了脸面。总督府迫于舆论压力，终于公布新的鸦片令，编定预算，各地设立更生院，做戒毒中心，认真推行矫正治疗。但总督府却因此怀恨在心，把台湾民众党视为眼中钉。

　　1933年2月民众党在本部召开第四次党员大会，通过新纲领。警务局长却突临会场，向主干陈其昌交付“政治结社禁止命令”，理由之一就是反对鸦片新特许制度，谗诬日本政府，并声明：“总督府绝对不准许民族自决”。这样，日据时代台湾人唯一的政党，仅存在三年又七个月，就被解散封杀了。但民众党抵制日本的同化压迫政策，在台湾人民心中却播下了民族的种子。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