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刑峻罚高压控制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马关条约》，日本以刀架在清政府脖子上的方式，强行获得了觊觎已久的台湾。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台湾人民在听到割让台湾的消息后更是悲愤交织，以进士丘逢甲为首，台湾绅民数度上电清廷，反对割让台湾；台北人民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台湾人民最终不得不拿起武器，走上武装抗日保台的道路。

　　残酷的武力进占1895年5月25日，丘逢甲、林朝栋等台湾士绅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清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设议院、筹防局和团练局，准备不奉清廷号令，自主抗日，但同时又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定国号为“永清”，以表示永远心向大清之意。民主国以南部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最为有名，结合地方人士自发组织的义军，有力地打击了前来接收台湾的日本殖民者。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以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首任总督，并派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武力接收台湾。日军军舰到达淡水港附近，遭到了守军的强烈抵抗，日军见淡水港不易攻下，便改由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陆，6月2日日军占领基隆炮台。同一天，清朝代表李经芳与桦山资纪正式签订割台协议。唐景崧、丘逢甲等民主国的领导者见情势危急，纷纷内渡。领导中心一失，台北城内便陷人了混乱……日军拿下台北城后，于6月17日在巡抚衙署举行总督府始政仪式，宣布开始统治，这个日子被日人设为“台湾始政纪念日”。

　　然而，日军向南部推进时却遭到了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与各地抗日义军的顽强抵抗。在桃园、新竹、苗栗，义军与日军的战斗都相当惨烈，六七月间，义军一度反攻新竹，歼灭日本骑兵于大湖口，刘永福也派吴彭年率黑旗军北援，在新竹、苗栗一带与日军相持一个多月。8月初，日军大举增兵，分三路向台南前进。8月中旬，日军攻下苗栗，下旬在彰化八卦山与抗日军发生激烈战斗，lO月初嘉义沦陷，义军死伤惨重，刘永福手下大将吴彭年、吴汤兴、徐骥等陆续死难，在日军优势兵力进攻下，刘永福部腹背受敌，孤立无援。最后刘被迫潜至安平港，内渡厦门。11月18日，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向日本政府报告：全岛平定。在武力接收台湾的过程中，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时五六个月，前后数次增兵，投入兵力达七万多人，伤亡(包括病亡)和因病减员达1．1万余人(日本人自己承认数字，一般认为比较保守)，才基本平定台湾军民的抵抗。

　　“焦土政策”平定抗日武装 “台湾民主国”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台湾抗日运动的停息，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仍在全台上演。这一时期，日本所占领的只是台湾的大都市，对乡间和山区控制力还较弱，许多义军纷纷转到地下，各地武装抗日行动层出不穷，使日人疲于奔命。并称“抗日三猛”的简大狮、柯铁和林少猫等便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抗日义军首领，分别在台湾北部、中部和台南领导抗日武装。恼羞成怒的殖民统治者为镇压抗日武装，残忍地实行焦土政策，台湾人民被屠杀者难以计数。到1898年，日本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改变策略，一面颁布“匪徒刑罚令”进行严罚及扫荡，一面制定“土匪招降策”诱降抗日分子，然后再在“归顺”仪式中，集体屠杀。日本人著的《日本殖民地政策一斑》一书就承认，诱杀抗日分子达16000人。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北部的义军首领简大狮也曾宣布“归顺”日人，但他没有缴械，不久，日本人不讲信用，简大狮重又上山，继续开展抗日斗争。日本人前去劝降，被击毙。恼怒的日军清剿不成，以军警混编为十四路进山围剿，简大狮在台湾无法立足，潜回漳州。日寇获知，胁迫清廷围剿。简大狮被清军抓获并被“引渡”给日本殖民政府，受尽酷刑后被杀害。战斗在高屏一带的林少猫不为招抚政策所动，日人请绅商出面斡旋，林少猫提出条件，划后壁林(今高雄林园、小港一带)一地为义军自治区，官吏不得擅人，外出时可携武器，族党系狱者免罪释回等，日人皆一一答应，并在“归顺式”时将准许书交林少猫，这对日人来说，可谓一大耻辱。林少猫在后壁林三年，开垦经营，隐然成为国中之国，日人更如芒刺在背。1902年总督府决然下令调集大军，在重炮猛轰及舰艇的掩护下，激战六七小时，终于攻破堡垒，林少猫战死。林少猫之死为日本据台初期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划下了一个句号。

　　用毒气弹镇压起义1906年以后，台湾局势逐渐平静，游击武装多被瓦解。日本在台湾推行警察政治，对台湾人民的控制日益严密，但日资企业入侵使台湾人民在经济上遭到压榨，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剥削与高压，台湾人民多借宗教与帮会进行秘密抗日运动，包括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刘乾率领革命党与农民武装、反对总督府支持日本财阀霸占竹林所有权的林杞埔起义(又称竹林事件)，受辛亥革命影响罗福星等人计划在苗栗起事(但事前被警察破获)等一系列抗日事件，以及1915年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领导的西来庵事件(他们借助秘密宗教进行抗日活动，但在联络起义前被发现，仓促起事，终为日人所镇压)。

　　西来庵事件平息之后，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转向反殖民、争民权、争自主权的民族运动，此时日人统治台湾已久，台湾人的抗日运动也完全脱去武装抵抗的色彩。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许多弱小民族都经历了民族觉醒。于是，台湾一些新兴知识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争取台湾的民主、自治，进而争取自决、自主为目标，继续和日本对抗。这些运动对殖民当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总督府为打压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动，甚至以违反治安法为由，发动全岛性的大检肃。不过，殖民当局的横暴并未达到效果，反而激起台湾人民更多的关注。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被卷入战争体制中，日本人采取全面镇压政策，参与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的人，不是被捕下狱，就是被严密监控，政治运动、社会运动逐渐消沉。

　　在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活动，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30年的雾社起义。雾社位于台湾中部的南投县，靠近著名的日月潭，因这里长年云雾缭绕而得名，该地住有泰雅族赛德克亚人的12社(相当于部落)。日本山地警察对原住民积年累月地压迫剥削，强制劳役、诱奸妇女，激起山地民众强烈愤怒。1930年10月27日，玛黑步社首领莫那鲁道率领山胞300余人，分队袭击附近的警察分驻所13处。同时进袭雾社警察分室、学校、邮政局、日本人官舍等，砍杀了各地警察及雾社公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的日本人。起义爆发后，总督府出动5000多人于31日开抵雾社，并用山炮向起义军轰击。起义军退至山谷，筑起工事，誓死抗击。日军久攻不下，11月18日出动飞机公然施放国际上禁用的毒气弹，大部分起义者死于毒气之中。起义最终失败。经此事件，雾社原住民人口由原来的1400人减至500人。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台湾的武装抗日史从一个侧面对今日那些仍在鼓吹日本殖民统治优越论调的人予以了有力反击。

　　二、经济掠夺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资源丰富，又扼海运交通要道，早就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凯觎，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攫取了台湾。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非常残酷的经济掠夺，以此来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为其进一步的侵略扩张服务。

　　“农业台湾，工业日本” 起初，掠夺土地是日本最赤裸裸的一项经济政策。日本殖民者刚刚确立在台湾的统治，便利用台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地券、契约作为根据的情况，对广大台湾同胞赖以生存的耕地进行了持续的掠夺和强占。1898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设置了以中村是公为局长的“临时土地局”。不久日本殖民者就下令展开森林、土地的调查工作，实行所谓“丈地归官”及“土地所有权申报”。凡是无主土地及手续证明不完备的全部收归官有，并对私人土地课以重税。这样，一些收成不好的土地由于入不敷出，所有者也就不敢申请所有权，土地“名正言顺”地落人日本人手中。通过一系列巧取豪夺，日本政府及日本财阀攫取的台湾土地短短数年就达264．3万甲(一甲约合0．97公顷)，占全岛土地总面积的68．5％。最终，台湾97％的林地变成了日本殖民者的私有财产。

　　日本侵占台湾后，为了能够大量掠夺台湾的稻米，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从创办“农业试验所”着手，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如引进优良品种，增施肥料，扩大灌溉面积，甚至依靠地方政府官吏、警察和保甲制度，强迫台湾农民增种水稻、种植防风林。到1905年，台湾地区的水稻产量增至62．2万吨。不过日本殖民统治者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水稻产量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适应日本本土的需要，即选择台湾作为日本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使日本腾出劳动力进行工业化。此外，台湾生产的凤梨、香蕉、樟脑、蔗糖等农林产品也被日本殖民统治者大量地掠往日本，或销往欧美各国。台湾每年都要向日本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而从日本进口的东西却很少，这样就形成了给人以假象的巨额名义出超。1935年台湾对日出超9600万日元，1939年一跃上升为1．84亿日元，几乎是1935年的一倍。 

　　实行专卖榨取巨额财富，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进行经济掠夺的另一手法。日本殖民者不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而且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1897年3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臣1899年5月和8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1901年6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台湾专卖局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下设八个分局、11个办事处、六个专卖商品制造工厂，三个试验工厂和一处度量衡所，共有各类管理和生产人员2．7万余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成立以后又陆续对烟酒、火柴、煤油等日用工业品实行了专卖管理，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专卖管理制度。据统计，从l897年至1944年的47年间，台湾总督府通过专卖制度获得的收入在年度财政总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平均每年高达43．42％。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实行专卖制度从台湾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财富。

　　控制经济命脉 与上述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比较隐蔽。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独占的日本官僚垄断资本和日本各大财阀集团控制的垄断资本控制着台湾的工业生产。台湾总督府主要控制铁路、矿山、港口、电力、食盐、樟脑、烟酒等工业企业。财阀则主要由三井、住友、野村、三菱、古河、大仓、安田、大川等财团独自或合股经营制糖、化学、建材、米谷加工等工业企业。到1945年，日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60％，电力工业的96％，制糖工业的94％，完全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这些企业每年从台湾赚取的利润数目多得无法统计。

　　“巨额出超”掩盖殖民贸易实质 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一边倒，对于数额巨大的台湾对日本的“贸易出超”的收入，日本政府将其全部截留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收人之中，并不返还给台湾。所以台湾的这笔贸易收入，只是反映日本掠夺台湾的一个数据而已，丝毫不关台湾的经济建设。除此之外，在台湾与日本的商品贸易往来中，双方所交换的物资，完全是根据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来决定的。长期以来，由台湾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的物资，主要是稻米、食盐、蔗糖、樟脑、矿石、木材和煤炭等资源类的初级产品。而由日本运来台湾的则主要是棉纺织品、化肥、干(咸)鱼、清酒、酱油、火柴、药品、五金和陶瓷等日用工业品。由双方在贸易往来中所交换的物资可以看出，凡是由台湾运往日本的物资全部是日本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而又奇缺的资源。这种贸易完全遵循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贸易的规律，殖民地无非是原料来源和倾销市场。

　　“两个比例”惊人一致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天性，当然也会对台湾的经济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在台湾进行人口调查、水利建设、改进农作物、推行使用化肥、交通建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成就”是资本主义扩展的结果，近代化水平越高，日本殖民者得到的越多。实际上，由于日本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展，台湾本土的民族资本毫无出路，全台同胞几近沦为日本廉价劳动力，这对于台湾的近代化而言完全是个压制。另外，这些现代化企业不但生产了财富，实际上也代替了警察的监视任务。大规模的工厂集中了新型的产业工人，也集中了权力的实施对象。1944年全部工业部门雇用了238856个台湾人和19536个日本人，日本人多数为管理者，台湾同胞则几乎全都为产业工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8％左右。据战后1946年统计，台湾的官吏和警察总数为500604人，台湾总人口为5768711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比例也是8％。暴力机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和经济生产企业管理者与产业工人的比例惊人的一致，反映了殖民地权力的同构性，以及掠夺实质。 

　　从刘铭传“新政”看近代化到底起于谁 最近“台独”分子经常宣传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这种言论除了暴露亲日的“皇民”意识外，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贬低中国近代化历程，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实际上，台湾的近代化起始于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期。他在任内(1885年～l891年)大力推行加强海防、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成绩卓著。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1400余里，并在澎湖、彰化等地增设报局；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台北设邮政总局，在全岛分设下站、腰站、旁站43处；发行邮票，邮路远达厦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早八年；修建台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这是全国最早的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掌控的自建铁路；鼓励民间富商集资兴建台北街市，走马车，安电灯，引自来水，修造铁桥，使台北成为当时中国比较繁荣的城市。刘铭传还主持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土地活动，兴办西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任教，为台湾培养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才。当时，台湾的近代化与中国沿海省份的近代化起步同时，是近代中国转变的一个缩影。

　　背景资料：刘铭传及其“新政”

　　刘铭传(1836-1895年)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淮军著名将领，清末抗战、保卫台湾和开发台湾的爱国官吏。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奉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率台湾军民奋勇抵抗，先退敌于苍隆，又血战沪尾(淡水)。在台湾被法军围困、与大陆隔绝的情况下，刘铭传誓与海岛共存亡。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军民感奋，浴血抗敌。苦战八个月，终于打败法国侵略军，保住台湾。1885年台湾建省，出任首任巡抚。在任六年励精图治，加强军备、筹划防备、整编军队。特别是推行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对开发治理台湾贡献尤巨。在刘铭传治理下，台湾面貌大变，同时起步岛内的近代化与中国治海近代化，实为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之第一人。

　　三、民族压迫与歧视

　　那时台湾人被侮称为“清国奴”，没有任何基本的政治权利。台湾的较高级官吏和公吏，几乎完全为日人所独占。直至1945年，全台167位敕任官，本岛人只有1人，且为与行政无关的医学博士。

　　日本人不仅独占了绝大部分公职，而且还“依法”享受特别加俸（较同职级本岛人高50—60%），退休后则继续任同业组合、公共埤圳、农会、水利组合、街庄长等职，仍享受优厚待遇，这些社会性职位也全部为日人所独占。

　　日本是靠普及教育而实现近代化的，因此深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其推行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于此也颇为用心。根据殖民当局的教育法规，在台日人之儿童入“小学校”，本岛人之儿童入“公学校”，前者经费由地方税支办，后者则由街庄居民筹款自负；两种学校的设备、课程、师资均有差别，台人子弟上的公学校要逊色许多，这样到中学考试时就不能与日人子弟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至高等教育阶段，台人子弟便尽遭淘汰。事实上，当时用台湾人民脂膏作经费办的大学，长期是以自日本本土招生为其主要学生来源的。在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学生357人中，本岛人仅85人，其中80人为医学部学生，文政学部只有2人，理农学部1人，工学部2人。可见殖民统治者如何殚精竭虑以限制本岛人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文法方面的教育。在据台后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始标榜一种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企图使台湾民众产生正逐步取得与日本本土（内地）人平等待遇之错觉；至侵华战争发动，为了将台湾人民绑上战车，更是掀起“皇民化运动”，学校中禁止学生说汉语，否则将受处罚；车站中若不以日语购票，则将无法购得车票；所有报纸的汉文版皆停止印行；执行公务不说日语将马上遭到解职。凡家中悬挂“国语（日语）家庭”牌子者，可以得到较多的配给及警察较好的对待。同时，当局还强迫本岛人改用日本姓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配合者，会受到领不到配给品或撤职的处分……
 
　　四、"皇民化"运动 殖民同化教育是"基础"

　　推行日语教育。殖民当局早在1896年就分别设立了最早的日语教学机构“国语学校”，“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类似以后的中学，传习所又分为甲、乙两科，分别以成人和儿童为对象，其目的是“对本岛人教授国语(日语)，作为日常生活之用，并养成本国之精神”。日语教育非常严厉，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台湾话)，一讲汉语即施予各种处罚。

　　建立奴化教育体制。1919年殖民当局出台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又称“同化主义”。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教学内容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被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初级教育阶段，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

　　差别对待是根本 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台湾人被看作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民族”，但与“纯正”日本人相比，台湾人受到了很大的歧视。日本在1900年实行了免费初等教育，台湾人却不能享受。殖民当局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来说，台湾人具有高知识水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们主张在台湾只进行很有限的教育，实行实际上的“愚民政策”。1925年成立台北帝国大学，但这所大学里收容台湾子弟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接受技能等实用性培训以满足日本统治的需要。很少人有机会接触文科性的精英教育。足见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

　　从一切方面抹去“中国痕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害怕台湾同胞支持中国内地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皇民化”运动就此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此后日本在台湾更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到1938年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44年更增加到70％。“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殖民当局严禁台湾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祭祀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中国人把变更祖宗留下的姓氏看作是奇耻大辱，可见“改名”用心之险恶。

　　“皇民炼成”的歇斯底里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运动的强度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40年而多数台民仍怀抱强烈的民族意识，殖民当局一方面大力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保持实质上向来存在的殖民歧视构造。日本当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湾人中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自卑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开启“内(日本)台(台湾)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炼成”、“精进”，就可以锻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台独”分子身后的“皇民化”长尾 “皇民化”运动影响深远，一方面遭到了多数台湾人的抵制，有识之士更认清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群敌视祖国的亲日的“皇民”，其被奴化的思想是第一代“台独”的重要思想来源。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台湾等必须归还中国。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皇民”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这是“台独”活动的发端，后被粉碎。1946年“二二八”事变发生后，被毒化的“皇民”青年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借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机会，浑水摸鱼，穿起过去的旧军服或学生服。自动集结起来攻击政府机构和外省人，他们高唱日本军歌，舞着武士刀，大骂大陆人为“支那人”、“清国奴”，并且以日语检验行人，凡是不谙日语者，立即以刀棍追杀。事变平息后，这些“皇民”有的逃往国外，成了海外“台独”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代“台独”势力在岛外活动的主要据点就是日本。比如第一代“台独”代表廖文毅长期在日本活动，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李登辉的分裂言行也有很深的“皇民化”影响痕迹。李登辉的父亲当过日本警察，家庭受过日本的“恩惠”，在学校曾多方得到过特殊的“关照”。在京都帝国大学时，他又积极响应日本当局的号召，“志愿接受”千叶高射炮学校半年的军训，成为一名日本炮兵军官，准备为“天皇”效忠。日本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李登辉的个性和情感，“皇民”意识已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之中。1994年7月，李登辉在接见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时，还曾亲口说自己是“会说日本话、亲日本的总统”。 

　　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上世纪60年代，在日本聚集了大量“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培养的忠实为日本效劳的“皇民”，有着极深的“日本情结”。这一时期的“台独”活动也都是以日本为大本营展开进行的，时到今日，日本仍为“台独”分子活跃之地，有人甚至认为，亲日的“台独”分子比亲美的“台独”分子还要多，所有这一切发人深省。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