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占时期，殖民者想方设法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扼制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但台湾人民采取多种方式抗拒文化上的同化，千方百计地固守和播扬民族的传统文化。

　　最初，由于殖民者采取军事镇压和思想文化上的严密控制，台湾的文化人士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形式，在全岛掀起“汉学运动”。它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来对抗殖民者在文化上的同化。上层文人通过结社写汉语诗开展活动，处在“无泪可挥惟说诗”的时代。最早的诗社是台中的栎社，接着台北创立咏霓诗社，台南创立浪吟诗社和南社。此后，诗社如雨后春笋，各个城市都有。他们写诗的目的是“既发内心之激情，又冀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于不坠”。那时著名的诗人有连横等。连横号雅堂，是位爱国诗人，又是位史学家，作品很多，如他的《谒义信国公祠》一诗里，就写出了对文天祥气节的崇敬，并决心效法。诗社主要写旧体诗，活动不够有力，后期还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发生冲突，但在当时异族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还是显示了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力量。正如连横所说，汉学“使非各吟社之维持，则已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中下层文人在汉学运动中主要以兴办书房来传授汉学。殖民者为使台湾人成为他们的奴仆，首先要改变台湾人的语言，即由汉语改为日语。早在1895年7月，殖民者就在台湾开办日语讲习所和学校。为了抵制殖民者扼杀汉语教育，许多知识分子办起书房（私塾），甚至还办了不收学费的义塾。书房、义塾办起来很简便，有一两间民房或祠堂就可以上课，无需正规的校舍和设备。许多家长 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因此书房、义塾发展很快。到1897年，台湾各地已有书房1，100多处，学生17，000多人。次年，书房更增至1，700多处，学生近3万人。见此状况，殖民者忙发布《书房义塾规则》，限定其教学内容要设日语课，要受地方官监督。不过，对遍布乡间的书房、私熟，他们难以控制，汉语、汉学教育仍然在进行。

　　1919年，祖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鼓舞了日本奴役下的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1920年，以留日的台湾学生为主，成立了“新民会”。他们仿照《新青年》，创办了《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新文化的启蒙宣传。次年，他们和台湾岛内的进步力量联合，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目的在于“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还提出了“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化协会兴办各种文化讲习会，宣扬中华新文化。如台北支部就在每星期六晚上举行讲演会，演讲的题目有：连横的《台湾通史》、《孔子大同学说》，王敏川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林幼春的《中国古代文明史》等等。在演讲时，他们尽力阐述“五四”以来的新观点、新思想。演讲的人有的抛弃和服，穿着上海服装，以至上海服装一时成为台湾的流行服装。文化协会举办的讲演会很多，仅1925年一年，就有315次，演讲人有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加上学校在夏季举办的文化讲习会、文明剧演出、电影放映等活动、中华新文化的宣传深入到台湾各地。台湾总督府为此忧心忡忡，他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台湾人，除特权阶级外，大部分醉心于中国，乃是不争的事实”。

　　台湾留日学生于1923年4月创办了《台湾民报》，坚持用汉文，还响应祖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报纸全部采用白话文。民报又倡设“白话文研究会”。台湾学者认为倡导白话文是民报“最大的功绩之一”。民报上转载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帮助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了解“五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发展。民报在两岸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桥梁、在台湾成为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台湾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具有台湾的特色，那就是从头至尾“与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并存”。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