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日据时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异族的统治；日本更以其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西化)经验，试图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地将台湾人改造成“新日本人”。然而，台湾除了少数原住民以外，几乎全为大陆的移民，他们保持着祖先带来的汉文化传统。面对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关闭书院、打击私塾，并拟以“国语(日语)学校”全面取代传统的汉语教育等压制汉文化的措施，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遂召集同志，结成社团，以保存汉文化与儒教思想为己任，挽救传统汉文化的危机。于是，台湾早在清代就已萌生的文社、诗社、善社与鸾堂等儒教组织，在异族统治下反而更加蓬勃兴盛。

　　儒教运动的历史背景

　　日据时期台湾的儒教运动大约兴盛于1919年至1930年间。这一时期，大量的新兴儒教组织成立，相关的文化活动也很盛行。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儒教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二十世纪初，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潮在全世界掀起。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以独立、民主为目标的“三·一事件”；三、四月间，朝鲜爆发了332次暴动以及757次示威运动。同年，大陆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与此同时，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也应运而生。

　　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日本政府被迫重新调整其殖民政策，实施殖民地文官总督制。1919年10月，台湾第一位文官总督田健治郎上任，开始了所谓“大正民主时期”。这期间，日本当局对台湾政治、社会活动管制较为放松；同时，台湾留日的知识青年，把大量的世界新思潮、新文化带回台湾，并成立了各种政治、文化团体：如1921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成立“台湾民众党”、1928年成立“台湾共产党”。他们积极鼓吹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包括白话文运动、男女平等、自由恋爱、新文学、新戏剧等。单说“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活动，从1923年到1926年就举行过798次，听众近三十万人，声势十分浩大。

　　在传统儒教人士的眼中，新文化的大举涌进，对他们所传承的儒教文化是巨大的威胁。正是这种文化危机感，使他们发起儒教运动，缓解“欧风美雨”的攻势。因此，在这一个时期，既是新文化大举涌进的时期，也是儒教运动发展的高峰时期。

　　其次，汉学在台湾的逐渐衰微给儒教本身带来巨大的压力。日本占据台湾后，过去儒士通过研读经书而科举入仕的道路被切断，儒教由独尊的地位沦为百家之学，这是儒学衰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总督府以法令强行约束私塾教育。1921年，总督府公布“书房义塾教科书管理法”，规定各书房私塾所用的教科书需经各厅长的批准；翌年，新“台湾教育令”颁布，公学校的汉文科被改为选修课，许多学校趁机将汉文课废除；而许多以教授汉文为主的私塾纷纷遭到取缔或禁止。这是殖民地当局所采取的渐进式消除汉学教育，以消灭台湾人的汉族意识，最终达到全面同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儒教的基础将全面瓦解。

　　为了挽救汉学衰微的局势，儒教人士试图奋力一搏，重振家学。他们纷纷发表言论，为汉学大声疾呼；更有大胆者直接指责总督府的汉学政策。

　　上述两个历史背景，一个来自台湾内部接受新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来自外部的日本当局。这种内外交相逼的环境早在日本据台之时便出现，只是到了“大正民主时期”更为白热化，使得儒教人士积极开展全面性的儒教运动。

　　儒教运动的组织与活动内容

　　日据时期的儒教活动，依照其形式可分为“学术性”和“宗教性”两大类。“学术性”的包括诗社、文社及二三十年间所组织的各种新兴儒教团体，他们按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与社会生活，正面地鼓吹儒家思想学说，并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励支持。“宗教性”的则包括善社与鸾堂，他们通过宣讲劝善的形式宣传儒家圣道，日本政府对于善社多不予干涉，对鸾堂则采取压制、禁止态度。然而，不论哪一种形态的儒教，其组织背景大多相同，即传统士绅文人、私塾教师以及部分宗教人士、富商等。

　　诗社原是中国传统文人以文会友、切磋诗艺的场所。道光年间，文教日兴，加上科考出身的士绅日增，使得全台各地皆有诗社兴起。日据时期，科举进仕之途中断，许多儒士纷纷设私塾以谋生；此外，他们也成立了各种诗社。1924年，连横提及台湾诗社时称：“顾念海桑以后，吟社之设，后先而出，今其存者六十有六。”据研究，整个日据时期，台湾相继成立的诗社多达278处。

　　诗社是儒教人士最主要的寄身相濡之处。一方面诗社可为儒教人士排遣郁闷，联络感情。另一方面，诗社具有保存儒学、振兴儒教的意义。感受到欧风美雨侵浸的文化危机感，欲以提倡诗文来振兴儒教的用心，是当时大多数诗社的共同性格，而诗社也确实地发挥了传承汉学的作用。

　　善社原指实现宣讲善书的理想场所，其行为大多伴随着各种社会和慈善事业。善社的宣讲内容除了圣谕之外，更主要的是具有因果报应的善书，以期通过这种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内容来吸引群众听讲。台湾在清代便有许多善社，到了日据时期，各式各样的善社更遍布台湾南北各地，如台北的普愿社，宜兰的碧霞宫劝善局，新竹的宣讲嘉堂、嘉义的宝善社、高雄的鼓善社等。善社主事者多为地方上信奉儒教的士绅文人，有许多成员还得过功名。他们相信通过宣讲能达到劝化人心、敦励风俗的社会效应，并达到儒教的理想境界“成邹之风”。而当时一般社会舆论或有识之士也大多数对善社的宣讲和功能持认可的态度，被认为是“风纪维持”的良方。

 　　这些儒教组织在儒教运动中的主要活动大致有：

　　一是祭孔。孔子是儒家道统之源，祭祀孔子表示尊崇儒家道统，因而，在孔庙祭祀孔圣先贤是传统士绅极为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台湾在乙未割台之际，孔庙多遭战火波及，因此到了日据时期，地方旧儒、士绅迫切要求重建孔庙，以凝聚儒教人士的向心力，进而推展儒教文化活动。经儒教人士多方奔走和全力推动，1917年9月24日孔子诞辰之日，日据以来台湾第一次正式的祭孔大典在台北举行，当时的文武官员、各界名流有多人到场。之后，儒教人士便经常在大稻埕蓬莱公学校及龙山寺、保安宫等举行秋季丁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祭孔原属官方行为，而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却主要由民间的儒教团体倡导，形成一种官民合作的形式。另外，由于原来只有官方才有的祭孔资格下放到了民间，使得各儒教团体能够各自进行祭孔这种仪式活动。于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便成了儒教团体最忙碌的时刻。

　　二是宣讲孔教。日据时期，面对教育普及率不高与传播工具有限的情况，儒教人士为使儒教观念更有效、更普及地推广到全社会，成立了各种孔教宣讲团。他们定时在各庙宇或市区繁华、人口聚集之处进行宣讲。宣讲的内容多与儒家道德伦常相关，如“入孝出悌”、“忠信”、“三省”、“言不可不慎”等，也有配合时代的议题如“孔子——大维新家”、“孔子之卫生”、“孔道与近代”等，常引来数百听众。当时的宣教组织主要有台北“孔道宣讲团”、鹿港“德育会演讲团”、嘉义“青年会”、宜兰“孔道宣讲团”等。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台北“崇圣会”联合私塾先生在1924年成立的“台北孔道宣讲团”，堪称是当时最著名的儒教宣讲组织。

　　还有发行刊物和征文。表扬忠孝节义者及鼓吹汉学等。

　　儒教运动的社会功能

　　日据时期的台湾儒教，既面临着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挑战，又在遭受着异族统治的利用和压制，在双重压迫之下经历着比大陆更为严重的文化危机，儒教运动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兴起和发展的。儒教运动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台湾历史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儒教运动保存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如上所析，儒教人士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和宣扬儒学。尤其是他们的刊物(包括善书)以及宣讲活动，引起社会不同阶层对儒学的重视。

　　同时，儒教人士针对新文化知识分子抨击儒教保守落后的压力，积极挖掘儒教的精华并广为宣传。他们指出：儒教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其中不免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但是儒教更有它久远深广的精髓所在；对于守旧的一面要据情势做适当的改革，而精要处则应“广而告之”。因而解决目前儒教危机的方法是要回归儒教的根本与古典精神，特别是孔孟之道，开展出进取、重实学的健康精神。如当时的儒教人士魏润庵便认为，“教授汉学之塾师以及学习汉学之人，皆宜改善，志在修身实用，达则兼善。若徒趋细章末枝，及所做诗文各卑，除二三朋比，交相谬许而外，不足值识者一顾”。他的意见在当时社会引起一定反响，许多儒教人士加入相关话题的讨论，促进了儒学的发展。针对祭孔在中国封建社会一向由官方主持(显示道统与政统的一致性)，民间不得私祭的传统，大多儒家人士也积极推动，终于实行了异族统治下民间团体主导的祭孔典礼。

　　其次，儒教运动呼应了变动中的社会。日据时期，儒教人士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如果只是单纯地发扬孔孟义理，不免还是招来墨守成规的讥讽。于是，如何能与时代的脚步相协调，使人耳目一新，展现儒教的风采，便成为儒学人士的主要任务。儒教运动中，在“革新”儒学的倡导下，儒教人士积极地参与各种现实问题的探讨，呼应变动中的社会。如彰化“崇文社”在两次征文的课题中，有关时政议题的占大多数，譬如“妇人爱国论”、“人才培养论”、“开拓实业论”、“抚番策”、“保甲制度存废论”等。

　　再次，儒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相互促进”。儒教起源于新文化的压力，因而儒教人士在宣扬自身理念时，经常将新文化视为异端邪说，大肆批判一番；反之，新文化人士也将儒教人士视为腐朽，守旧之辈，时时加以冷嘲热讽，双方曾有数度笔战交锋，言辞激烈至极。正因如此，二者在当时文化上均处于醒目的地位，一言一行皆备受世人关注。从这个意义上，儒教与新文化的“较劲”便成为他们之间的“相互彰显”。

　　另一方面，儒教与新文化这新旧两大阵营也并非截然对立，其中不乏相互欣赏往来的事例。如台南“台湾彰圣会”的主事者黄敏便认为儒教与科学是可以互补的。而当时最活跃的新文化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理事王敏川也高度肯定了传承汉学的私塾，认为私塾教育既可造就人才，更能发扬孔教，这与儒教人士的立场完全一致。只是他强调私塾必须相应时代，在内容、形式和师资上作一定改善。

　　儒教与新文化团体间的往来也极为普遍。如彰化“崇文社”每月的征文都有来自于新文化人士的捐资，其中有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鼓吹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黄呈聪。“台湾文化协会”的组成分子中更是新旧杂陈，最高干部的总理、理事分别是林献堂、林力泰，他们同时又是台中诗社“栎社”的成员。这种交流，为儒教注入新的血液，增添了它的活力。

　　最后，儒教维系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尽管自1895年以后台湾被日本所占据，但是汉文化体系已深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台湾社会，同时两岸的贸易、旅游、求学等活动始终未绝。这种难以阻隔的交往一方面是由于两岸同文同种，彼此间有一份血浓于水的感情与共同的文化基础；一方面更由于海峡两岸在中国近代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既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迫害，又有如狂风骤雨般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寻找一条救国图存的道路，是两岸知识分子共同思索的问题。台湾的儒教人士与大陆互通声息互相呼应，积极地维系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从两岸儒教交流的方式来看，主要有间接交流与直接交流。间接交流主要通过文字传播，相互介绍情况。如当时上海“圣教公会”便曾两度委托嘉义“关记书局”老板黄茂盛(儒教士)代为发行他们的刊物，达数千种之多。而台湾的儒教刊物也曾大量转载大陆有关儒教的文章。两岸还通过征文、发表讨论等形式互相交流。直接交流指两岸人员的往返互动，这种方式更为深入，起到的作用更大。如新竹竹南郡士绅文人便曾请四川名师教授汉学；黄纯青也曾赴大陆实地了解大陆的儒教等。

　　日据时期的台湾儒教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自身式微的双重压力下勃兴，是传统文人自发捍卫中国文化和力图革新图存的文化救亡运动。在儒教人士的推动下，诗社、文社、善社、鸾堂以及其它新兴儒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他们通过祭孔、宣讲孔教、发行刊物及征文，表扬忠孝节义等活动，保存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儒教还积极地呼应变动中的时局，与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应当注意的是台湾的儒教并非孤立而发，其源头活水来自于祖国大陆，在发展过程中，亦得益于两岸的交流。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