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原名杨贵，笔名杨建文等。1905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新化镇的一个贫苦之家。青少年时曾就读于台南二中（现为台南一中），喜爱文学，尤其喜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及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4年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攻读文学。因家境贫寒，他只好半工半读，从事过多种劳动，包括送报工。他以后的代表作《送报夫》就是根据这段生活体验而写成的。1928年，应“台湾文化协会”之召返回台湾，积极参加抗日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当时“台湾农民组合”举行首次全省代表大会，杨逵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负责政治、组织、教育工作。杨逵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和文学创作，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先后逮捕达十多次。1932年，他在白天砍柴，晚上创作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处女作《送报夫》。小说的前半部经赖和的介绍，在《台湾新民报》上发表，后半部却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土地掠夺而被禁刊腰斩。第二年，杨逵将《送报夫》寄到日本东京的《文学评论》，获该刊的征文第二奖（第一奖缺）。后经人介绍，又担任了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的编辑，从此活跃于台湾文坛。1935年，杨逵创刊《台湾新文学》月刊，一共刊行了14期，其中曾刊行了一期《高尔基特辑号》。

　　1937年台湾总督下令禁止汉文，压制汉文刊物，《台湾文学》被迫停刊。抗战爆发前，杨逵曾十次被捕下狱。抗战爆发后，环境更加险恶，他即回家务农，开垦“首阳农场”，取春秋时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也不屈服之意，表现了他坚决的抗日意志。1945年台湾光复后，杨逵创刊《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台湾文学丛刊等。1949年被台湾当局逮捕，一度生死不明，监禁了10年才被放出来。这时他已成为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但坚强的意志并未改变，他向亲友借钱开荒种花，经营东海花园，自食其力。杨逵晚年生活穷困潦倒，十分凄凉。

　　杨逵以“园丁”自居，并说一家大小都是“园丁”。这里包含着两层涵义：其一，杨逵一生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他人，曾开办过首阳花园和东海花园两个花园，经常以卖花为生。其二，杨逵的耕耘，有时是用纸笔，有时则像他所说，“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可以说，他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位辛勤的园丁。他的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作品，以小说为主，有《送报?》、《灵签》、《模范村》、《种地瓜》、《萌芽》、《绅士连仲》等，其中《萌芽》、《模范村》等文曾被日本侵略者当局查禁。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哥仔伯》、《剿天狗》等。另有散文、评论多篇，收在《羊头集》里。另外，他的小说还结集为《鹅妈妈出嫁》。但结集成书后，也像他一生遭际那样，历经坎坷，被日本当局禁止出版发行，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后才与读者见面。　　

　　杨逵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是影响很大的为数不多的日据时代的老作家之一。但他却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赖和的学生自居，深受赖和的影响，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写实主义作家。他用朴实的文笔把日据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唤起被压迫者反抗的意志。另外，他坚定的民族意识以及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也与赖和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赖和。如果用最简略的话来概括他的小说创作的思想意义，那就可以说是最惨烈的血泪控诉和最犀利的政治讽刺。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小说《送报夫》。　　

　　《送报夫》是杨逵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台湾文学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名作。小说通过一位来自台湾农村的杨姓青年，因日本侵占台湾实行残酷压榨而导致家败人亡，不得已被迫离开台湾到日本东京谋生的苦难生活，对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血腥残暴的统治进行了血泪控诉。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是研究台湾近代史的一份珍贵资料。　　

　　杨逵不仅将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愤怒用笔写进作品里，而且用行动来证明。他一生积极参加和从事抗日活动，曾公开指斥：“日本政府是土匪”，所以累遭冤狱。但他却一生不论境遇如何，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不倒，永不灰心，永不丧气。他有一篇小说题为《春光关不住》，后来改名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后被收进中学课本里。可以说，这压不扁的玫瑰花正是杨逵精神的真实写照。“总之，杨逵承担了日据下台胞共同的苦难命运，并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以诚实的风格、朴实的结构、平实的笔触，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魂；其次，他的小说意识充满了希望，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既不是杨华的悲厌绝望，也不是龙瑛宗的自怜忧伤，可说是个理想的民族主义者与写实主义者。他的道德勇气与指出的方向，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