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野心。从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发动了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侵华战争。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仅是其中一次，也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此之前，日本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和巨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更不能忘记日本早期的侵华战争。 

一、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列强侵略矛头直指中国，造成了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台湾战略地位显要，成为美国、法国等列强武力侵犯的重点。明治维新一开始，日本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开疆拓土”的侵略总方针。地处日本西南太平洋上的琉球和台湾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 
　　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陆，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其它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在美国驻厦门总领事、自称“台湾通”的李仙得的协助下，立即向清政府发难，乘机侵略台湾。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中国，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柳原前光提出：“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等回答说：“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为日本的国土，清政府应惩罚杀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 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沉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台湾全部撤走。
　　日本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首选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野心。
　　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了琉球，设冲绳县。台湾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胁。1885年10月，清政府下诏在台湾建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

二、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以突然袭击清朝陆海军的方式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必然产物。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直逼汉城，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清政府派兵开赴朝鲜，驻守牙山，并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就确定了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整个中国和亚洲的“大陆政策”，此时便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兵入朝。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早日平定起义，以使中日两国撤兵。6月10日，起义军与政府达成了《全州和约》，汉城趋于平静。至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图谋已昭然若揭。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黄海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后，清政府被迫应战。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李鸿章任命从牙山败退的叶志超为统帅，驻守平壤。9月15日，日军进犯平壤，守卫平壤的清军有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四军，加上从牙山撤退下来的叶志超部，约14000人。但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贪生怕死，一听说日军逼近，便主张弃城逃跑，被左宝贵强行制止。左宝贵慷慨陈词，激励将士说：“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为了防止叶志超潜逃动摇军心，左宝贵派亲兵把他监视起来。左宝贵亲临玄武门城头指挥作战，不幸中炮牺牲。左宝贵牺牲后，叶志超下令全军撤退，一日狂奔500里，逃回国内。9月16日，日军占领平壤，朝鲜尽入日军之手，使战火很快燃向了中国本土。
　　平壤战役后的第二天（9月17日），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突袭中国北洋舰队，中日两国海军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一开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中国海军英勇奋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弹药用完之后，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冲向日舰吉野号，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也率领将士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海战从中午开始，历时五、六个小时，中国损失致远舰等5艘舰只，日本旗舰松岛号受重伤、西京丸等4艘受创伤。中国虽然损失严重，但主力尚存，日本聚歼北洋舰队于黄海的预谋并未实现，北洋舰队只要重整旗鼓，仍可与日再战，但李鸿章为保存自己派系的实力，却命令北洋舰队“保船避战”，躲进威海卫军港，不准巡海迎敌。这样，制海权为日本所控制，此后中国遭到日军海陆两路的夹攻。
　　10月下旬，日军兵分二路进犯中国东北边境，第一军渡过鸭绿江，攻占九连城，第二军从大同江海运至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包抄大连、旅顺。旅顺同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的门户，是一座拥有近代化设备的北洋要塞。11月6日，日军进攻旅大后路重镇金州，总兵徐邦道率军应战，伤亡惨重，金州失陷。7日，大连不战失陷。18日，日军进攻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见形势危急，亲赴天津，请率北洋舰队赴援，遭到李鸿章拒绝。而旅顺守军总办龚照玙早置诸军于不顾，于日军进攻前一天逃往烟台，其余将领也多作鸟兽散。只有徐邦道率军奋战，激战三天，旅顺陷落。日军在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惨案”，历时三昼夜，血洗全城，屠杀我同胞18000余人。大屠杀的目睹者英国人阿伦在《旅顺落难记》一书中写道：“日军进城后，满路都是被杀者的尸体，竟辨不清路来。在一个池塘边，站满了日军，赶着一群老百姓，往池塘里跳。只见水里有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作一团。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浮出水面，正往岸边爬来，日本兵就用刺刀对准她当心扎了对穿，第二个就刺那个小孩，只见刺刀往上一挑，小孩就被挑在枪头上。在另一个地方，10个日军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中国人，把辫子联在一起，当枪靶子打。有的斩了一只手，有的割下一只耳朵，有的斩断一只脚，有的砍头”。1895年在旅顺建立的“万忠墓”碑文记下了日军的这场暴行：“光绪甲午十月（1894年11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当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
　　旅顺陷落后，北洋舰队停泊的威海卫军港，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遥对旅顺、大连，港口呈新月形，港湾环抱着刘公岛。岛上和港湾南北两帮都设有炮台，与港内舰队互相配合，可形成立体交叉的强大火力，足以对付海上来的强敌。但是，如果岸上炮台失守，则会形成对港湾和刘公岛南北夹击的形势。1895年1月20日，日军为避开从威海港正面进攻, 从威海卫南边的荣成湾成山角登陆，由陆路抄袭威海卫之背，日海军从海上封锁威海卫。躲在港内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接着，日军攻占南北两帮炮台。日军占领炮台后，把大炮转向港内，轰击北洋舰队。日海军于2月3日向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发动进攻，中国将士英勇抗击。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中鱼雷后，管带刘步蟾下令把舰开到刘公岛铁码头外面，把军舰当炮台使用，直至舰上炮弹全部打完，才自行炸沉，刘步蟾也自杀殉国。这时，丁汝昌主张沉船死战，但部下偷生之徒拒不执行命令，并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在绝望中自杀殉国。2月12日，美籍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草书乞降，交出残舰11艘、刘公岛上的炮台和军资器械。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灭。3月，日军集中兵力攻占辽东，先后占领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所到之处，肆意烧杀。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和清军部分将领的腐败无能，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中国国内战场，总是屡战屡败。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政府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政府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由于沙俄等国出面干涉，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中国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作补偿。《马关条约》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数亿金钱，为其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割占台湾使得台湾宝岛离开祖国长达半个世纪，台湾同胞从此陷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殖民统治。

三、誓不臣倭——台湾军民抗日之战 

　　（一）反割台斗争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传人持。
　　　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
　　这是台湾近代爱国士绅丘逢甲《离台诗》中的一首，它充分抒发了作者对昏聩无能的清政府割让台湾的强烈愤慨，和收复失地、矢志雪耻的悲壮情怀。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噩耗传出，犹如晴天霹雳，全国上下群情激愤，痛斥卖国贼，反对割地求和。
　　噩迅传到台湾，民众上书台湾巡抚：“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 爱国士绅丘逢甲闻讯，当即刺破手指，血书“抗倭守土”四个大字，以示抗敌保台的决心，随后率领台湾绅民上书清政府：“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台湾同胞决心用生命来捍卫祖国的领土。
　　与台湾同胞相呼应，祖国内地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割台运动。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人1300余人，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倡议下，连夜赶写了长达18000字的呈文，上书光绪皇帝，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合约，反对割地，要求清政府迁都再战，变法图强。在京的台湾举人和台籍官员尤为激愤，联名上书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抗敌到底，只要不将台湾割弃，“台地军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国家效命”。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侵略、反卖国的爱国运动震荡着神州大地。
　　然而，腐败的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悲愤抗议和台湾人民的死活，几次诏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领文武官员内渡，撤离台湾。并派割台专使李经芳于5月19日前往台湾办理交割。6月2日，李经芳慑于台湾人民反割台的巨大声势，不敢登岸，在基隆外一艘日本军舰上正式与日本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日本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办理了台湾交割手续。
　　日本从清政府手中接收台湾虽毫无困难，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占有台湾却并不容易。“誓不臣倭”的台湾同胞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武装反抗日本占领台湾。
　　1895年5月25日，在丘逢甲等人的推动下，台湾官绅组成了“永隶清朝”的“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义军统领，著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大将军。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立即立即向清政府表示：“台湾绅民，誓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同时宣示中外，“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民主国是在台湾民林被日本占领的危急关头，台湾同胞自发保卫台湾，反抗侵略而成立的抗日救亡政权，“以独立之名，行抗日之实”。台湾人民也纷纷组成“平倭团”，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众多义军中，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是由徐骧、吴汤兴、姜绍祖所领导的三支队伍。在台湾人民抗日激情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为首的部分清军将士，也纷纷表示抗不奉诏，坚守台湾，与台湾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
　　5月29日，日本侵略军分别由桦山资纪和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指挥，向基隆进犯。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后因清军兵力薄弱，且战且退，最后被迫退往狮球岭拒守。由于唐景崧缺乏真正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当台湾民主国成立当天，便下令各官员在三天之内返回大陆，从而掀起了一场内渡逃跑风，当日本大举进攻台湾的第七天，贪生怕死的唐景崧便躲进英船，逃回大陆，随着唐景崧的逃走，“民主国”不久即告解体，日军攻占了基隆。6月6日午夜，日军进攻台北。城内一些爱国军民奋勇抵抗，但因无人指挥，无法打退日军的进攻。7日下午，日军攻占了台北。
　　台北失陷和唐景崧等官僚士绅的潜避，激起了台湾广大爱国军民的悲痛和愤慨。守卫台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表示为保卫国土，“万死不辞”。坚守台湾的军民，共举刘永福为首领，领导全台抗日武装斗争。
　　日军侵入台北后，分军两路，一路侵占宜兰，一路入侵新竹。为阻止日军南下，新竹附近的各路义军决定联合起来在湖口一带阻击日军。当进犯的日军到达角板山盆地时，胡嘉猷率所部义军对其进行了顽强阻击。正当两军激战时，徐骧也率领义军冲杀过来，将日军团团围住。在两支义军的顽强阻击下，进犯的日军被击毙60余人，其余的逃入山林。随后，逃窜的日军在援兵的救援下，逃出了义军的包围圈。与此同时，吴汤兴率领另一支义军阻击西路进犯的日军，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被迫退至湖口。吴汤兴决定凭借湖口的土垒房舍再次阻击日军西进，疯狂的日军对湖口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进攻，把整个村镇的房子都烧毁掉，义军只好再次后退，付出惨痛代价的日军占领了新竹和宜兰。徐骧、吴汤兴等人率领义军虽未阻止日军南下与西进，但同日军进行了浴血奋战，使狂妄的侵略者胆战心惊，大有身陷泥沼举步维艰之感。日本人竹野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中心有余悸地说：“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指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十分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
　　新竹、宜兰失陷后，日军继续南犯，徐骧等各路义军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对日军进行节节阻击。8月28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彰化城，东路日军对驻守彰化城外要隘八卦山的徐骧、吴汤兴义军部进行偷袭。当日军由僻静小道偷偷地摸到守军阵地背后时，义军将士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肉搏，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吴汤兴等大批将士壮烈殉国，日军占领了阵地。正在抗击西路日军的刘永福部将吴彭年，在得知八卦山失守时，立即率七星队——黑旗军的敢死队急速援救八卦山，与日军展开激战的争夺战，林鸿贵率领的黑旗军小分队全部牺牲，吴彭年率七星队终于夺回了八卦山山顶阵地。日军不甘心失败，将七星队团团围住，疯狂的向山顶冲去，吴彭年率七星队与日军进行了浴血奋战，最后全部战死在八卦山头。
　　八卦山争夺战，是台湾军民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最为激烈的反割台战斗，击毙日军精锐师团1000多人，义军和黑旗军死伤500余人，最后，徐骧仅带20余人冲出重围，进入阿里山区。徐骧在阿里山区很快又组建了一支700人的队伍，投入嘉义保卫战。徐骧与嘉义守将王德标在嘉义城外暗埋地雷，并将日军诱入地雷阵中，炸死日军700余人。随后日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守军被迫放弃嘉义城，退守曾文溪一线。
　　位于台南北部的曾文溪是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10月13日，日军调集精良部队28000人，对扼守曾文溪的数千义军、黑旗军发起总攻，一时间战场上弹如雨下，硝烟弥漫，徐骧等率军寸土必争，拼死抵抗，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曾文溪两岸，尸横遍野，徐骧不幸中炮阵亡，临死前，他仍然振臂高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曾文溪失陷，台南成为孤城，刘永福率黑旗军被迫退回大陆，日寇控制了整个台湾省。
　　从1895年4月,台北阻击战开始，至台南陷落，在近半年的浴血奋战中，台湾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悲壮的爱国主义史诗。轰轰烈烈的武装反割台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台湾被击毙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包括北白川能久亲王和山根少将在内，共4800余人，重伤者500余人，另有21000余人回国治病，5200余人留台治疗，总计损失32000余人，占侵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永远铭记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二）抗日三猛
　　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台湾，但是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从1895年到1902年连续进行了长达7年的武装斗争。日军原本以为刘永福离开后台湾可以全面收复，其实抗日游击战才真正开始。台湾地势险阻，义军常常出奇不意地打击日军，游击战遍布全台，此起彼落，给日军带来极大的困扰。詹振、陈秋菊、林李成、简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抗日义军领袖，特别是被称为“抗日三猛” 的简大狮、柯铁虎和林少猫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简大狮
　　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武装起义的领袖。1895年12月31日，简大狮率义军袭击台北日军，城内台胞奋起响应，双方在八甲町展开激战，日军死伤300多人。后因日军得到增援，简大狮等战至弹绝而退。1897年5月8日，是日本当局强行规定台胞选定国籍的最后一天。当日简大狮等率5000多人再攻台北，一度占领台北奎府街，战斗打了一天，义军首领之一詹振力战身亡。1898年2月，简大狮率部与日军在竹仔山一带激战，大战6日后退入深山。
1899年初简大狮内渡大陆，以图再起。清政府迫于日本压力，竟逮捕简大狮并于当年引渡至台湾。简大狮被押厦门厅时，曾愤怒陈词道：“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奸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人以与日人为难……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大狮一吼，惊天地，泣鬼神！
　　1902年6月简大狮在台湾受尽酷刑后，被日本人杀害。
简大狮遇害后，举国震惊，万民愤怒。清末一位姓钱的武进士悲愤赋诗：“痛绝英雄沥血时，海潮山拥泣蛟螭，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上海《申报》评论：“台湾义民简大狮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
　　柯铁虎
　　柯铁虎本名柯铁，因臂力过人，善斗，又被人们称为柯铁虎。他在云林大坪建立了抗日基地——铁国山。铁国山抗日军民出击各地，勇猛无比，日军为之胆怯。日军对云对云林地区的抗日军民恨之入骨，于是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村政策，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云林大屠杀，3万台湾同胞惨遭日军杀害。
　　桦山资纪于1896年12月12日派数千日军进攻铁国山，柯铁虎为避免重大牺牲，实行转移，隐藏深山。1897年柯铁虎率领义军五六百人，再次进攻日军，日军调来大批人马，柯铁虎等终因力量悬殊，再度转移。在此次战斗中，柯铁虎也身负重伤。1895年5月，日军改用招安政策，不惜以优厚条件诱降柯铁虎。柯铁虎提出了十项条件，日军表面上应允，但暗中严密监视，同时派兵力包围了柯铁虎等的住处。1899年10月，柯铁虎移往打猫东顶堡的一个岩洞中。由于身患重病，于1900年2月9日不治身亡。
　　林少猫
　　林少猫是南部最有实力的抗日义军首领。当日本准备要接管台湾时，林少猫便立即招募义民，响应抗日。1897年，林少猫亲率义军主动攻击凤山、潮州间的日军。1898年底，他率领上千人占领了虎头山。林少猫也因此成为日本人的心腹大患。
等到新总督儿玉源太郎就位之后，改采“招抚政策”，费尽心思请了各地的仕绅作说客，劝少猫投降，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他的幼子被日军逮捕，在不得以的情况之下，林少猫只好与日本人谈和，但提出了设立自治区和“治民局”，日本官员不得进入，居民可以自带武器，日本当局赔偿损失等条件。日方基本接受了他的条件。然而，1902年，日方秘密派遣队伍进攻林少猫，林少猫组织的义军浴血奋战了一整天，最后相继殉难。这位始终坚持到最后的抗日斗士虽然慷慨牺牲了，但他保卫乡土的精神却留给后人无尽的哀思。如今，他的神位已被安奉在高雄市寿山的忠烈祠，供后人凭吊。

四、《辛丑条约》与日本驻军中国 

　　1900年，日本直接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出兵最多，掠夺权益最多的国家。
　　19世纪末，在中国北方大地上出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使正在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充满了仇恨与恐惧，他们一面威胁清政府加紧“剿除义和团”，一面策划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1900年6月，英、法、德、奥、意、日、俄、美8个国家，公然组成了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直接参与镇压义和团，揭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
　　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到30日为止，在该处上陆的日本官兵达3828人，在由大沽登陆的8个帝国主义侵华军中居第二位。这支部队从29日起陆续开往天津，很快投入了对义和团及清军的战斗，并参加了炮轰天津城，这次战役日军出兵2700人，占联军兵力的一半以上。攻下天津后日军占领了天津城内最殷富的东北区，对此地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8月，联军15000余人向北京进逼，其中日军投入兵力7200人，约占联军总数的一半，居八国侵略军的第一位。8月14日，联军攻下了北京城，日军攻占朝阳门、东直门，接着占领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惶逃往西安。在以后的几个月间，八国联军侵占了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南至保定、北至张家口的广大地区，日军又在北京、天津、山海关附近多次参加了对义和团等反帝武装的“讨伐”。
　　北京的陷落标志着义和团反帝运动被八个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绞杀了，而日军是这个联合力量的基干。从7月中旬的天津之战到8月中旬的北京之战，在这关键性的一个月之内所进行的几次决定全局的战斗中，日军不但投入兵力最多，而且打的也最卖力，日本强盗在整个“八国联军”武装侵华过程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力。他们每到一处，都疯狂地抢劫、烧杀和奸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八国侵略军侵占天津、北京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劫。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血洗纪家庄，屠杀了2000多居民。在天津掠夺白银200万两后，又从北京户部抢走库存白银300万两，然后将衙署焚毁。日寇强占清皇宫后，将宫内珍宝及历代文物，抢掠一空。
　　1901年（农历辛丑年）9月7日，西方诸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内容包括：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9亿8000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沦丧。北京的使馆区内列强驻兵、行政独立，成了“国中之国”。外国取得北京至山海关的驻兵权，使中国京师关防洞开、无险可守。《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在使馆区以及北京至山海关沿线驻军为400人，然而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扩大，日本驻屯军又不断地增加。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 

五、日俄战争 

　　1904－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大了，疯狂推行其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这样，就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引起了沙俄的不满，沙俄为获得不冻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联合法、德对日施压，最后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对此，日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逼日还辽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而日本经过10年备战，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卷土重来，建立霸权，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
　　1904年2月8日，日军向旅顺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10日，日俄正式宣战。经过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沙俄军队战败向北败退。
　　这时俄国因国内爆发革命，无心再战；日本由于战争消耗，已筋疲力尽，也急欲结束战争。美国担心日本过分强大，就从中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背着中国，擅自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我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12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利权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能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让出东北地区作战场，坐视日俄两国在中国境内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厮杀。腐败至极的清政府竟同意宣布“局外中立”。在日俄战争中，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抢走，粮食被抢光，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日、俄都强拉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运送弹药，服劳役，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
　　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敕令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机构庞大，管理着铁路之外的矿山、港口、行政区域、文化和科研机构及情报组织，“佯装出经营铁道之假面，暗里则建立百般之设施”。日本还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总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成为对中国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大脑”。日本为长远的目标作了准备。

六、二十一条 

　　（一）出兵山东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营垒——以德、奥等国为一方的同盟国集团和以英、法、俄等国为一方的协约国集团。这两个集团因战争拖身，互相牵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独占中国的天佑良机，因此，大战刚爆发，日本就以“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为借口，打着“保卫东亚和平”的幌子，向德国宣战。日军名为对德宣战，却把进攻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当时，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8月27日，日军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山东。为了扩大侵略中国的范围，日军两万多人从远离青岛240公里的龙口登陆，先占领莱州半岛，接着又强占潍县车站，并沿胶济铁路西进，占领济南车站，并在济南留下驻军。11月7日，占领青岛，获取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产。日军沿途驱逐中国军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大肆掠夺，无所不为。整个山东凡日军占领之地，都实行军管，把中国人民当成亡国奴，横加迫害，人民受难，苦不堪言。
　　（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 是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
日军占领青岛后，所谓对德作战已告结束，但仍不肯退兵，也不肯将所占地方交还中国。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是以对德作战为幌子，企图从德国手里抢去中国的胶州湾以及取得对我山东全省的控制。
而中国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除了发几个书面抗议和进行所谓“交涉”外，根本就不可能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就在这时，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称帝丑剧，到处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蛮横，山东问题还没有解决，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又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山东问题，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原先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建造胶济铁路专线；开辟山东省主要城市为商埠。日本的目的是向山东省进行经济扩张，同时，还意味着要把战略要冲的山东省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准备。
　　第二部分，关于南满内蒙古东部，共七条，要求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购地、经营工商农业、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铁路、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吉长铁路由日本管理，期限也为九十九年。日本的目的是把我国东北和内蒙变成它的殖民地。
　　第三部分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实际上，是要由日本一手操纵和控制中国当时这个最大的铁矿山和炼铁企业。
　　第四部分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就是说，这些地方只有日本才有权割去或租借
　　第五部分，关于控制中国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共七条，要求中日合办地方警察或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兵工厂且必须聘用日本技师；将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的铁路修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之大，侵略范围之广，已昭然若揭。
　　总之，“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二十一条”是要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向日本表示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一致视为奇耻大辱，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抵制日货，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浪潮席卷全国。由于广大人民的爱国斗争，使得“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也陷于孤立。

七、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也派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代表团6人出席了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年轻的中国代表、著名的外交官顾维均向帝国主义列强据理力争，作了强硬发言，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接着，在中国旅欧学生要求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期望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作为战胜国的权利，竟无理地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不仅没能收回山东的权利，反被日本帝国主义将它在山东侵略的权益用《凡尔赛和约》规定了下来。顾维钧不惧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淫威，为维护中国山东权益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民，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吹响了反帝爱国的战斗号角，“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废除二十一条”的吼声传遍全国。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以政治大罢工的形式，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狠很地教训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八、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是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奏折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然而，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九、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的血腥事件，又称五三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1928年2月，亲英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分编四个集团军，进行“北伐”，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于是， 4月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实质上是命令日军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军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侵入济南，还公然在济南城里筑起了街垒。。21日，南京政府对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25日，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26日，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商埠，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盘踞济南的奉系军阀的走狗张宗昌弃城北逃，北伐军开进济南。这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当北伐军部队进入济南时，日本军队就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本军国主义按照预谋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时，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甚至在澡堂里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在5月3日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000人以上。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践踏国际法准则，残杀了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及16名外交人员。日军于5月3日深夜包围并强行搜查了山东交涉署，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用日语表示抗议：“我们是外交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 日军却毫不理睬，将蔡捆绑起来，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怒斥日军暴行：“日本人对我如同古代奴隶社会对待俘虏一样”，“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军大怒，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摧残。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面对日军制造的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命令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7日，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蒋介石派熊式辉、马家伦连夜赶赴济南与日军交涉，日方又谬称期限已过，拒绝谈判。8日拂晓，福田下令重炮攻城，11日济南陷于敌手。日军占领济南城后，肆意杀人抢掠，奸淫妇女，又将街上市民赶至一处，作刺杀目标取乐。日军为了消灭罪证，把中国军民的尸体用麻袋包裹后，运至青岛投入海中，或者浇汽油焚烧。来不及撤出的数百名伤员也全部被日军屠杀。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济案”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 2957万元。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反而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1929年3月28日双方签订《议定书》，宣称“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俟双方“实地调查决定”，后亦无结果。

十、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于1927年 6月18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 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
　　1928年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 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