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两代台胞的爱国情怀   

　　今天在这里纪念台湾光复六十周年，我不禁想起去年10月19日在北京去世的苏庆黎女士。事实上，我是持着怀念她的心情来参加这个纪念会的。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人是认识她的。陈映真、王晓波是她当年主持夏潮杂志时代的老战友。庆黎所主编的《夏潮》杂志是70年代台湾最具批判性的论坛，这份刊物挑战了自50年代以来笼罩着台湾的极端反共思潮。在戒严体制下，将左翼思想直追溯到30年代的世界思潮下的台湾史与文学。从支配与被支配的角度，将台湾的政治经济结合到批判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观点；将知识与理论落实到草根的现实社会，以及对弱势族群的关怀。这份刊物影响我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引导我们去追问，一种更为开阔宽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苏庆黎女士出生在台湾光复的第二年，她那个乐观进取的名字，最足以代表光复当时的台湾人的心情；她的父亲苏新先生当时相信，随着日本败战而得以回归祖国，正是台湾的黎明，因而给自己女儿命名庆黎——庆祝黎明。比她早一年，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个月来到这世界的我，则有一个相对比较消极，甚至有一点宿命，却又潜藏着无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经“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乳名就叫‘光复”。我们的父执一辈，在承受台湾命运转折之冲击时的心境，竟而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不就是历史的传承?

　　我的父亲叶荣钟在《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说：日本投降与台湾光复，是六百五十万台人，结束五十一年间包羞忍辱的奴隶生活，反本归宗，重入祖国怀抱的历史的大事件。1945年的10月份，台湾人在第一次庆祝双十节、光复节以及欢迎来自祖国的政府人员、军队等一连串庆典时所表现的空前热烈情绪，不只是表达他们的民族感情，也是在把他们五十年来在异族欺凌压迫下的委屈，尽情地发泄出来。1946年，在丘念台先生奔走之下组成“台湾光复致敬团”一行15人由林献堂领团前来大陆访问。“致敬团”原定两个任务之一即为光复一周年之际前往黄帝陵恭祭。却因天雨受阻，不得不于9月12日在相距200里的耀县设坛，遥祭民族奠基远祖黄帝。并由家父执笔写成《祭黄陵文》，奉告台湾已经光复，650万子民重归祖国怀抱之心情。台湾同胞饱尝亡国痛苦51年，希望国家强盛民族繁荣之心极为殷切，对于祖国之内忧外患尤其关心。林献堂在代表“致敬团”发表谈话中提到：光复后已觉有可爱护的国家、可尽忠的民族，永不愿再见到有破碎的国家，分裂的民族。

　　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在1895年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人从此走上漫长的民族抵抗运动。从仓促成军的台湾民主国保卫战为起点，全省各地的抗日义军不断蜂起。从1895年到1902年，孤立而没有任何外援的台湾同胞，以乌合之众、血肉之躯与日军奋战了七年。此后虽无大规模武装抗日组织出现，但是零星的武装抗日事件依然不断。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之后，台湾同胞又受鼓舞，一直要到牺牲极为惨烈的“噍吧年事件”之后，武装抗日运动才告一段落。自1920年代以后，转而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的出现，其后又发展出左翼思想的无产阶级抗日民族运动。到了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七七事变前夕，抗日民族运动被完全镇压下去之后，台湾同胞则陆续不断地、透过不同的途径，与祖国同胞并肩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虽然并没有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日据下台湾人的抗日民族运动，绝对是我们后辈永远引以为荣的一段历史事迹。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强韧的民族意识，始终是维系着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基础。前后几近二十年的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由地主阶级与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阵营，从同化会而六三法案撤废运动、议会设置请愿、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到最后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虽然有过几次路线的转折与分裂，总是能够以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团结各派，并以《台湾民报》做为台湾人的喉舌。林献堂、蒋渭水、蔡惠如、王敏川、蔡培火等几位重要领导人，在路线上或有激进与温和之区别，但是他们维系中华文化根源、站在民族的立场对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心志却是一致的。左翼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无论是运动的农民组合、工友协会，或是政治组织的黑色青年、广州台湾青年团、  台湾共产党等，也都还是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对抗异民族的日本殖民统治的资本主义体制，因为殖民统治者与资本家是同一体系。

　　记得我还在台湾生活受教育的时候，学校每年也都有纪念台湾光复节的庆祝活动，但是当时的我并不了解纪念光复的意义，我和绝大部分在台湾生活的人一样，对于前辈抗日的事迹，对于台湾的历史并没有多少了解。因为在长期白色恐怖的戒严体制下，台湾的历史从未受到重视，台湾史的研究从未受到鼓励，更多时候还是禁忌。非常讽刺的，作为一个台湾人，并且是一个抗日民族运动积极分子的后代，我是离开台湾移居北美之后，才认真地寻找台湾的历史。曾经有很长一段时候，我对台湾的历史充满了悲情；一再地被扭曲的台湾近百年史，复杂崎岖的光复经验；特别是抗日一代的志士，在光复之后在台湾或在大陆所遭受的冤屈，都常让我悲愤不能自己。苏庆黎女士的父亲苏新与舅舅萧来福，就是在1947年那一场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后亡命天涯，她的父亲后来落脚北京，一家人分隔两岸从生离到死别，永远再没有团圆的日子。

　　很多年前，在台湾还未解除戒严的1980年代，王晓波教授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对杨逵先生说：历史终究会还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这二十年来，在台湾有许多朋友默默地、全力以赴在为抢救台湾史而努力。我相信这些朋友们的努力成果可以告慰杨老以及他的抗日一代同辈们。

　　今天在纪念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探讨台湾光复的曲折经验及其复杂的现实性，公此与朋友们共勉。

　　(本文作者为作家、《世界与台湾》杂志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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