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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台湾 先救祖国”
口述者 郑坚
我1927年生于台湾彰化，那一年我父亲因为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受到日本人通缉，从台湾逃到福建。1937年，他把全家人接到了福建。1945年春，我高中尚未毕业，便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台湾义勇队。我们的部队也叫“复疆部队”。总队长李友邦将军当时的说法是“救台湾，先救祖国”。因为只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才不再是亡国奴。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人发动了一次次的反日斗争，都失败了。李友邦把在福建的台湾人组织起来成立义勇队，希望打败日本，收复台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福建的台湾乡亲急着要回台湾。10月初我从厦门回到台北，找到刚刚返台的义勇队总副队长张士德。当时，祖国政府尚未正式接管，台湾处于政治真空。许多爱国乡亲自动成立社会服务队，维护社会治安。早年由于参加抗日活动逃出台湾的张士德很受这些乡亲的拥戴。在台北新店社会服务处成立的时候，我代表张士德应邀参加，一下车，便受到乡亲们敲锣打鼓、鞭炮轰鸣的夹道欢迎，热闹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些团体还邀请张士德去做报告，我就代表他到台湾妇女总会、台北建国中学等做过报告，向岛内乡亲介绍祖国人民，如何与台湾乡亲共命运，为抗日救国和台湾光复而战斗的亲身感受。
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式，台湾正式回归祖国。回首往事，我们最值得记取的经验是：台湾儿女永远离不开祖国母亲。祖国母亲衰败，台湾儿女遭殃。
那段“清国奴”的日子
口述者 纪朝钦
我1929年生于台中，6岁开始上私塾，学过《三字经》、《千字文》等，上小学后就不再学中文，只能学日语。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亡国奴，是在小学三年级，日本老师骂我们是“清国奴”，一副从心眼里看不起我们的表情。当时，台湾人在政治上没有自由。上小学，台湾人上公学校，日本人上另外的学校，能上中学的台湾学生极其有限，能上大学的就更是寥寥无几。而最笨的日本学生都可以读大学。台湾人就业更是艰难，除了做医生还比较自由外，其余行业都受到极大限制，台湾人只能务农、当劳工。
那时中文报刊不能发行；公共场合也不能讲汉语，只能讲日语。日本人还发布告不准过中国传统的春节。逢阴历年时，日本人会突袭检查，违者会被掀灶。传统的歌仔戏，也不能想唱就唱，要先申请，现场会有警察监督，防止利用戏曲反对日本。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还四处拉夫征丁，摊派军妓，如果不从，就停止配发米面，全家人都可能被饿死，很多人不得不去，而这一去，就基本不会回来了。
《开罗宣言》发表后，1944年中国空军向台湾散发传单，当时邻居、同学都有捡到的，大家私下里传，台湾要回归祖国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十分兴奋，自发到码头欢迎前来接收的军队，女生拿着花，男生拿着旗子，那几天，做旗的商店生意都兴隆得很。
“终于活下来了！”
口述者 黄幸
1945年3月，我在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读一年级，还没有上课，就被带到淡水附近的观音山挖防空洞。条件极为艰苦，吃的是每桶只有几个叶子的菠菜汤，大家都饿得走不动路，更别说干活了。8月的一天，突然听外电说日本投降了，当时我正在站岗，高兴得没办法，却也不敢大笑大叫，那种被解放的感觉就是：终于活下来了！
9月初，大家解散回到台北的学校，还没马上复校。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正式接收台湾，但大家都行动起来。当时我们有一个叫“协志会”的学生组织，之前就经常偷偷组织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回到台北后，因为我唱歌不错，就主动到中小学校，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很受欢迎。“协志会”还办起了国语训练班，请会国语的老人教大家说国语，从注音字母教起，很多人自发赶来学习。闽南话讲得好的同学，则跑到寺庙里，向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讲“台湾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如何欢迎他们”等等。总之，大家非常积极，都希望能为光复做点什么。东盼西盼，10月17日，国民党军队到车站，我们都跑去欢迎。看到当时的士兵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有一点失望，但想到连年战火，也是可以理解。10月25日，接收的法律手续终于完成，台湾整个热闹了起来，街头有狮子舞、龙舞，家家户户祭拜祖先。我最初是学医的，光复后，想到要为祖国效劳，便改学机械系，因为当时台湾学工科的人太少了，改系后，台湾大学几个工科系加在一起也只有10个人。
回顾60年前的台湾光复，我想说，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一边一国”都是胡说八道。讨论两岸问题，要从台湾正式光复这个原点出发，不管当时国民党表现怎么样，光复这一天不能否定。没有抗战胜利，没有中国人民的牺牲，台湾不可能光复。
（本栏文章由本报记者孙立极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清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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