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战斗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抗战时期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实 (作者  中国前驻波兰大使馆参赞王砚）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曾经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支持，来自波兰、捷克、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联的共产党人曾组成了一支国际援华医疗队，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到最后胜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功勋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他们将像白求恩同志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曾经爆发过一场内战。为了保卫共和西班牙，共产国际曾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支持共和政府，就这样，西班牙出现了一支由多国共产党人组成的国际纵队。内战进行了两年，共和政府最后失败，国际纵队被迫撤往法国。他们在越过边界时被法国解除了武装，关进了地中海边的圣·西普里恩广场拘留营，后来又转到居尔拘留营。　

    　1938年，英国进步人士组织了一个援华医疗委员会，其任务是援助中国抗战，向中国提供物力和人力。当委员会获悉在法国居尔拘留营中关押着一批无法遣返祖国的原国际纵队的军医时，便在英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前往居尔召募。第一批召募了4位，他们被保释出狱后于1939年5月到达伦敦，开始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材。1939年8月，他们从利物浦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往中国，途中在法国马赛港又有一批被保释出来的同志加入。这批约20人的队伍于1939年9月13日到达香港，受到中国福利会代表的欢迎。后来，福利会主席宋庆龄也亲自会见了他们。　

   　 由于当时广州已被日军攻陷，无法从陆路前往重庆，只得从海路绕道越南，经海防到达广西南宁。又克服了许多困难后，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在1939年10月1日到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驻地————贵阳图云关。曾经在救护总队工作过的人在多年以后仍还记得他们曾经接待过为数不少的“西班牙大夫”（当时红十字会发给他们的证件上确实在国籍一栏中填着“西班牙”）。　

    　由于历史原因，有关情况不可能以完整的档案形式保存下来，因此有关这支队伍人员的情况只能根据多年以后当事人的回忆拼凑起来。目前，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保存的关于这批人员的名单如下：傅拉托，波兰；陶维德，波兰；柯理格，捷克；戎格曼，波兰；甘理安，波兰；甘曼妮，波兰；柯列然，罗马尼亚；沈恩，匈牙利；爱·玛库斯（女），德国；甘扬道，保加利亚；白尔，德国；富华德，奥地利；杨固，罗马尼亚；何乐经，苏联；顾泰尔·考泰勒·肯特尔，德国；肯德，奥地利；白乐夫，德国；基什，捷克；严斐德，奥地利；柯芝兰（女），罗马尼亚。　

    　除上述名单所列的20人以外，据当时曾在红十字会工作的章文晋同志（后来曾任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对外友协会长等职）回忆，还有一位中文名叫王道的奥地利籍医生，可惜他来华后不久即患病去世，葬在重庆南岸。

    　“特殊形式的党费”

　  　他们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积极要求到解放区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中国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当时为他们担任过翻译的苏永甦回忆说：“这些医生到贵阳后，他们的负责人傅拉托即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负责人袁超俊面谈过数次，都是要求去八路军的事。”后来他们又派代表前往重庆，会见在重庆的中共办事处代表，表示他们希望能像白求恩同志一样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八路军一起抗日。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解放区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周恩来同志向他们解释，只要是在中国，和中国军民一起，在哪里都是一样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才留在国统区，担任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　

    　这些同志除了希望去解放区以外，还根据当时第三国际的做法，表示希望要像原来在西班牙战斗时就地参加西班牙共产党那样，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由于我们党没有这种做法，他们听了解释后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但他们此后不断地将通过各种途径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运到重庆，交给中共办事处，作为他们这些不在册的党员们的“党费”。不少人就是这样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而在中共办事处里负责和他们联系的则是：王炳南、陈家康、章文晋等。这些会见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由于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不懂中文，当时在贵阳大夏大学读外语的苏永甦同志经救护总队部专员沈经农同志介绍为医疗队担任翻译。他回忆道：“我的医疗队是一个中队编制，属总队部第四大队领导。大队部设在金城江，大队长是中国人朱润身医师。这个中队的中队长白尔是德国籍的共产党员，一位医术精湛、党性很强的白求恩式的内科医生。我就担任他的翻译。除白尔外，还有3名外籍医生，即波兰籍的陶维德、匈牙利籍的沈恩和奥地利籍的外科大夫富华德。中队还配备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壮语翻译。”　

    　这些外国大夫来华前都经历过战争，因此，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表现得勇敢、镇定、豁达、乐观。

　 　 波兰医生傅拉托是这个国际医疗队的负责人。他医术高超，在重庆期间为中共办事处的许多同志都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有一次傅拉托治好他的病后，董老高兴地称他为“华佗—傅拉托”。自那以后，傅拉托经常高兴地向中国同志讲，他和中国的神医同名。　

    　194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想要逮捕一批在重庆活动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当时并未公开以中共代表名义活动的王炳南。通过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去请傅拉托以他特殊的身份到南岸去把王炳南接到中共办事处，并立即写了一个委任状，任命王炳南为自己的上校秘书。这样，王炳南就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躲过了这次逮捕。　

   　 傅拉托也给当时在重庆的邓颖超同志看过病，周恩来同志记得这些往事。1954年7月，当周恩来同志以总理身份访问波兰时，向波兰领导人表示，希望会见一下这位老朋友。就是这么一句话，使当时正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的傅拉托获得了自由，并在离波兰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得到了一座可以接待贵宾的住宅。1957年初，在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以后，中波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波兰决定请傅拉托出任波兰驻华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他于是再次来华，一直工作到1964年，再次为中波友谊作出了贡献。

    　“为中国人民献出了生命的柯芝兰”

　 　 柯芝兰是吉泽娜·克兰兹多尔夫的中文名字。他的丈夫是扎库夫·克兰兹多尔夫，也曾用布库尔·柯让道的名字，后来起了柯列然的中国名字。

    　她的丈夫柯列然生于1904年，早年就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37年4月，他和杨固等一起受罗共派遣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1939年又应召参加援华医疗队。1941年柯列然动员他的妻子柯芝兰也来到中国工作。他们先后在广西、湖南、云南等地的野战医院里工作，既培训医务人员，也抢救伤病员和为当地居民治病。1943年，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柯芝兰不幸染病不治，逝世于云南。　

    　柯列然继续在中国工作到1948年，在抗战结束后转入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46年，柯列然与当时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红十字医院的护士赵婧璞结婚。此后他经常通过妻子和其他关系与解放区救济总会取得联系，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把一些医疗物资转送到解放区。柯列然在中国的这段历史受到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很高评价。　

    　“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

　 　 罗马尼亚医生达维德·让库的中文名字叫杨固，1935年毕业于雅西医学院。他1936年底响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号召，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在中国的6年里，他曾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江西、湖南、湖北的许多地方抢救伤病员并为当地居民看病。为此他自己也曾被传染上斑疹伤寒。

　 　 1941年皖南事变后，杨固和另外两位同志赴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3次会见他们，这些谈话让他终生难忘。在和中国同志的接触中，杨固多次回忆起这些会见。1943年时杨固和柯列然与中国医务工作者在一起的照片，作为珍贵的文物陈列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史博物馆中，是中罗人民友谊的生动见证。　

    　1979年，杨固偕夫人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客人来华访问。杨固热情地把中国称做他的“第二祖国”。

　  　“保中和保华”

　  　这个国际医疗队的另一位负责人是保加利亚医生扬托·卡内蒂，中文名字叫甘扬道。他1910年出生在保加利亚的卡赞勒克，1935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医学院，1937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

　  　甘扬道在华期间曾多次去重庆并曾3次见到周恩来同志。1942年底，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急时刻，在一次会见中，周恩来同志向他讲述了世界形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意义及其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命运的影响。周恩来同志的精辟分析给甘扬道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国的几年间，最初他被任命为救护总队的卫生、勤务指导员，但他坚决要求去抗日前线做实际工作，后被改任为第三中队中队长，战斗在贵州、湖南和云南等省的许多地方。1942年，他在贵阳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张荪芬结婚。1943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为保中。1945年甘扬道夫妇回到保加利亚，翌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取名为保华。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寄托了甘扬道夫妇对中国的友情和怀念。　甘

    　扬道回国后经常作报告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还为斯诺的《西行漫记》保文版写了前言。1983年他曾应邀来中国访问，在与对外友协王炳南会长会见时，他提供了一些有关国际医疗队在华活动的珍贵文物和照片。他特地重访了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重庆参观红岩村周恩来同志办公室时，甘扬道回忆当年周恩来同志会见他的情景时兴奋地说：“周恩来同志那时坐在这张竹躺椅上，我和王炳南同志坐在对面……”甘扬道还特地去了延安，到延安后他高兴地说：“我终于来到了延安，我四十多年前的愿望实现了。”甘扬道于2004年6月在索非亚去世。

　 　“又一位白大夫”

　  　罗尔夫·贝克尔的中文名叫白乐夫，1906年出生于法国埃伯斯瓦尔德市一个药剂师家庭，1926年考入医学院，曾在蒂宾根、柯尼斯堡和汉堡等地学习。他1929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于1933年响应德共号召参加了援助西班牙人民斗争的国际纵队，1939年又参加了援华医疗队，在贵阳时被救护总队委任为卫生、勤务指导员兼第十一中队队长。他战斗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云南等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白大夫”，就像晋察冀边区军民称呼白求恩同志为“白大夫”那样。他还曾往来于香港和贵阳之间为国际援华医疗委员会运送药品。有一次在途中遇到7批海盗，他竟传奇式地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抗战胜利后，他又担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华北分署卫生主任。1946年白乐夫护送医疗器械及药品去烟台解放区，并参加了那里消灭黑热病的工作。　

    　白乐夫一直工作到1948年才回到民主德国定居。作为一个研究海港和轮船上防治热带病的专家，他回国后担任了罗斯托克船务公司医疗卫生局主任并担任过一些行政工作。1959年，他应中国红十字会的邀请来华访问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授予他“中国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的称号。　

    　“远征军中的西班牙大夫”

　  　卡尔·考泰勒的中文名字叫顾泰尔，生于1908年，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32年在弗莱堡医科大学毕业后由于其政治主张，找不到工作，便去了苏联。他1937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1939年秋来到中国，经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分配到新一军五十师任医疗队长，在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工作。1943年后随新一军（当时在国统区被称为远征军）进入缅甸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泰尔回到民主德国定居，先后在洪堡大学、哈雷大学任病理学教授。1984年他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偕夫人来华访问。　

    　顾泰尔的夫人也是一位医生，和顾泰尔一起报名参加援华工作。由于她搭乘的轮船中途被炸毁，她死里逃生后返回伦敦，以后便再没有找到机会来华。

　  　“用手术刀和笔同时进行战斗”

　  　弗里茨·延森的中文名字叫严斐德。他1903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靠自己努力成为医学博士、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加了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后又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1939年春应召参加援华医疗队，然后去伦敦与白乐夫、基什等一起筹备援华的医药和器材。来华后，严斐德不仅积极参加抢救伤病员等战地医疗服务工作，而且还和白乐夫一起去香港、澳门为援华医疗队运送药品和器材。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歌颂我党和我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文章。1950年他在柏林出版了著作《中国胜利了》，此书在许多国家发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955年4月，他以奥共《人民之声》和柏林《新德意志报》记者的身份赴印尼采访万隆会议。4月25日，严斐德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后在空中失事，他遇难牺牲。　

    　“两位捷克同志”

　  　医疗队中共有两名捷克同志：一名是弗雷德里克·基什（有时也写作基斯），另一名是弗兰兹·克列盖尔。

　  　基什生于1894年，是捷克著名的德语作家埃贡·埃尔温·基什的弟弟，兄弟俩都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哥哥去了美国，后又去了墨西哥，弟弟则应召参加了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他渴望到解放区去工作，从南方一直跑到陕西宝鸡，试图穿过封锁线，结果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发现而返回重庆。基什只得安心留在国统区的南方各省工作，他于1968年去世，著有一本关于中国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弗兰兹·克列盖尔（现译名为弗朗季舍克·克里格尔）的中文名叫柯理格。1908年出生，1934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医学院，1935年加入捷共，1936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为 “季米特洛夫旅”的指挥官。1939年参加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于1945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曾任捷卫生部副部长。他积极拥护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1968年被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推举为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并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华约五国侵捷后被押到苏联，他是惟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的捷领导人，后又在捷国民议会投票反对苏军暂驻捷条约。后被开除出党和解除领导职务。1979年去世。　

    　抗战胜利后，这些国际主义战士先后离开中国。由于历史条件和各种原因，许多人失去了和中国的联系，只听说富华德定居在维也纳，沈恩定居在布达佩斯，甘理安和甘曼妮夫妇定居在立陶宛。但不管怎样，他们为中国人民立下的功劳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为了纪念他们，贵阳市在抗战胜利40周年时在贵阳市森林公园里竖立了一座汉白玉的纪念碑。正面是中英文对照的碑文：“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疗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到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碑呈菱形，左右分别为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医疗队医务工作者名单。正面碑文上方有一个球形浮雕，象征国际，浮雕上是红色大理石十字———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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