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30年代，当人类历史上最大一场战灾蔓延之时，中华民族曾首当其冲，孤军奋战。经过多年的苦斗，从单独抗战转而获得较广泛国际援助的过程，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从分散孤立状态走向团结合作共同抗敌的过程，其中蕴涵着十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

　　以独立的战斗打开外援之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各国的反应是复杂的。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不是组织中国军民抗战，而是消极地诉诸国联，谋求国际解决，结果失败了。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除团结御侮之外，别无出路。

　　1935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民族战争”的口号，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发生了实质性的积极变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倾其全力，准备一举鲸吞中国，中华民族举国奋起，打破了敌人的速战速决战略。骄狂的日本法西斯从此陷于不可自拔的战争泥沼。

　　中华民族举国御侮，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各国政府也在新形势下调整政策。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迅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12月，美国也以“桐油借款”的方式拨出第一笔援华贷款2500万美元。中国多年来单独抗战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外援之门开启，世界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转化为实质性的援助，并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合作的崭新局面。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率先援助

　　苏联是最先放弃中立与观望政策转而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的大国。“七七”事变后仅一周时间，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迅速签订，为两国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法律基础。翌年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苏联随后提供两次信用借款各5000万美元，用作购买军火之用，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之后，最早获得的大笔贷款。

　　至1940年前后，苏联对华援助总额2.5亿美元，中方实际动支1.7亿美元。中国向苏联购买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大炮1190门、汽车1550辆、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余支，等等。这些援助，对于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坚持全面抗战，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苏联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援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人民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加伦将军就曾向国民政府提出极重要的战略方案。而许多苏联军人，还直接加入中国的战斗行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感人的历史篇章。

　　美国援华的过程和变化

　　美国是抗战中后期援助中国的主要的西方大国。但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头三四年内，美国以所谓“中立法”的名义，保持对中日两国的贸易，这实际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经济落后且遭受战争封锁的中国。

　　直到1940年7月日本公开侵入法属印度支那，日美谈判破裂，美国的抗日援华政策才逐渐趋于明朗化。美国最大的一笔援华贷款是在1942年2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

　　美国官方政策的变化受到来自民间的援华运动的巨大推动。例如在旧金山等地发起“一碗饭运动”，全美共约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筹捐给中国美金约100万元。

　　美国对华援助逐渐增长之际，正是苏联援助逐渐退出中国之时。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人民的援助，对中国的中、后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美国的“租借法案”于1941年3月成立，罗斯福遂又密令允许美国退役和预备役军人参加志愿队为中国人服务，于是由陈纳德领导的志愿飞行队便及时地补充了中国的空中力量。在1941年到1942年6月这段时间内，美军飞行志愿队参战约100次，击落击毁敌机297架，创下了辉煌战绩。

　　1942年日军完全占领缅甸，完全切断了中国南方陆地交通线。应中国政府紧急要求，罗斯福决定“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从而产生有名的自印度汀江到中国昆明“驼峰”运输线。“驼峰”运输线需穿越喜马拉雅山及横断山区。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飞行线路。据统计，美军在该航线损失飞机约500架，占其二战时期飞机损失总数的1/7。

　　这是一条由美国人民的优秀子孙以血肉之躯构筑的援华抗战的空中桥梁，也是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团结战斗、英勇无畏的历史见证。

　　活跃在华北根据地的国际友人

　　如果说各大国政府在支持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决策方面，多少表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各国人民的援助却充满无私、高尚、富于忘我的牺牲精神。这在华北等日本占领地区活跃的国际友人身上得出充分的证明。

　　流亡在中国的朝鲜人民，或者组织抗日游击队活跃在中朝、中苏边境，或者组织义勇队活跃在华北、华东各抗日根据地。越南人民和印支共产党，也积极援助中国抗战。胡志明参加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等地。

　　随着在华北各地的东方各国友人的活动日益发展，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共有印度、越南、荷属东印度、朝鲜和日本等东方1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130余人。大会选举了常设组织领导机关，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等文件，推动了东方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高涨。

　　斯诺是第一个系统报道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10月在日军全面侵华的炮声中，公开出版其成名著《红星照耀着中国》。史沫特莱是一位美国进步记者，她于1937年访问延安。她介绍朱德的专著《伟大的道路》，及抗战通讯《中国的战歌》等，深受各国读者欢迎。美国海军官员卡尔逊，曾在罗斯福身边任职，受命为秘密情报观察员来到华北各地。他归国后出版的《中国的双星》，是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专著。1943年6月，包括外国记者6人在内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考察采访华北。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由罗斯福批准的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考察了陕甘宁及华北各根据地。他们的考察报告对美国决策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外国新闻界友人在华北的出色工作，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共和敌后抗战力量的了解，有效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

　　在华北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献出生命的加拿大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在今天的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另一位为华北游击战捐躯的印度朋友柯棣华，是当年印度援华医疗队一员。在1940年夏季百团大战前线，他曾连续工作13天，收治伤员800余人，为58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1942年12月，柯棣华积劳成疾逝世于河北唐县。毛泽东题写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出生于奥地利的记者希伯，1941年在沂蒙山区随八路军115师参加反“扫荡”战斗而壮烈牺牲。正如《大众日报》1943年12月1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盟国英美，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援助。就是在轴心国家中，也有不少反法西斯人士在关心我们、援助我们。”

　　《人民日报》〔19950931〕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