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畔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遂向位于桥东的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攻击，企图强夺卢沟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或称“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标志着全民抗战的开始，从此，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历经8年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当“七七事变”67周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特别发文纪念，以牢记屈辱历史，让历史悲剧永不重演。———编者

　　为了挑起战争，日军频频在华北制造事端

　　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军人的信条是：“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九一八”之后，东三省的快速沦陷让关东军尝到了甜头，他们的野心迅速膨胀。在此之前，日本人已在华北经营多年，此时可说是更加急不可待。

　　1935年6月，两名日本军官和两名士兵由多伦乘汽车前往张家口，在经过张北县北门时，守门卫兵按照规定检查证件，几个日本人因没有入境护照而被拒通过。日本军官蛮不讲理，欲强行通过，双方发生了争执，守兵即将该军官送往第一三一师司令部，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请示后放行。可是日方竟以日本军官被我方士兵侮辱为由，故意将事态扩大化，最后竟由天津日本驻屯军代表土肥原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垣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经双方多次交涉，我方不得已撤消了守卫城门的直属团长和拘留日本军官的军法处长之职，还将张北六县驻军撤出，而以地方保安代之维持秩序，从而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主权。

　　此后，日本又通过《塘沽协定》成立所谓的非武装地带，使我方在冀东22县不能驻扎军队，从而形成军事上的冀东地区特殊化。1935年11月，日本又利用汉奸殷汝耕搞冀东22县脱离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后来又企图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中国政府的一再退让让日本人越来越猖狂，1936年夏，日军驻丰台混成营不时对我驻丰台车站守军挑衅，日本士兵经常三五成群带着武器到丰台车站闲逛，遇到我方士兵较少时，就故意碰撞我方士兵，甚至拳打脚踢。我方向日方提出抗议，日方不但不理，甚至还变本加厉地在演习时向我方步哨线作冲锋态势，进而逼进我方步哨线百米以内。1936年9月，日军在丰台演习，竟然冲过我军守卫线，我方士兵阻止，日军不听，双方终于动起武来。

　　可以说，日本人为了挑起战争，制造了种种事端，可谓步步紧逼，其侵略目的昭然若揭。

　　蒋介石授命宋哲元忍辱负重

　　面对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蒋介石不思反击，却以“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即宋哲元）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其实蒋介石的政策还是“攘外必先安内”，仍把他的敌人设定在共产党身上，所以才会让宋哲元在北方“妥密应付”。宋哲元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可谓委曲求全，任劳任怨。

　　日本人为了达到侵略目的，除了不断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外，还暗中拉拢、分化和收买我方军政人员，他们不断邀请我方人员喝酒游玩，并以大小汉奸包围在我方上层人员周围，使他们思想动摇，态度暧昧。同时，日本人借与我方人员接触之机，大肆收集情报，以至于日本军队画出的军事地图比我方人员绘制的还要周到详尽。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维持华北局面，宋哲元这一段时间与日本人酬酢来往较多，国人因此纷纷责难。“七七事变”之后，一些人更是对宋哲元失守北平表示不满，认为应该从重惩处。其实宋哲元是代人受过，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宋哲元是有苦说不出，相信面对日本人的猖獗挑衅，他的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二次合作

　　日本人在我国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36年12月12日，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社会各界和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终于做出了全民一致共同抗战的决定，而共产党作为回报，在政治上也作出了四项让步，即：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方针。就是说，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与全国人民一起站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大旗下，至此，一个全民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

　　事变前夜不寻常的平静

　　中国国内形势的急速变化，让正加速推进侵华政策的日本政府一时不知所措。很快，名为佐藤尚武的外相宣布要实行“不尚武”的对华政策，暂停在华北从事分裂、离间活动。不久，日本的经济使团来华访问，一改过去蛮横无理的神态，声言要协助中国完成统一复兴大业。但在亲善外交的后面，日本却加紧了侵略战争的最后准备。1936年底，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弥太郎返回日本后曾直言不讳地向公众宣布：“今后局势，为中国必须对日相互维系及与日本作战之两途中选择其一……日本如退让一步，即不啻总退却，日本必须抱其不可变更之自信心勇往直前。”

　　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拉铁摩尔也感觉到了巨变前夜的平静，此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顾问。他对友人忧心忡忡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拉铁摩尔的这个看法在日本驻华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也得到了证实，那一年，在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之中，都在谈论着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线以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都有日军把守；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有集结在热河的十几万敌伪军；西北面还有被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只有西南面平汉路上的卢沟桥由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把守，因此这是北平南撤的惟一出口，一旦卢沟桥被敌人占领，北平就成了一座孤立的死城，因此卢沟桥这一战略要地成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可以说是由日方有预谋的军事演习引起的。

　　从1936年开始，日军便不时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开始是在白天演习，后来渐渐改为夜间；先用虚弹射击，后来改为实弹。我方虽屡次提出抗议，可日方均置若罔闻，不予理会。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又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宛平城东曾传来日军演习的枪声。不久，几名日军出现在宛平城下，说他们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距卢沟桥仅百余米的宛平城内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其实那个叫志村菊次郎的传令兵只是在队伍行进过程中因为小解临时掉了队，20分钟后他就归队了，可是日本军官借题发挥，立刻包围了宛平县城。我方派出人员与日方谈判，日方根本没有谈判诚意，坚持要到城内搜查。最后双方决定共同派员到宛平城内调查，调查清楚后再商谈处理办法。可是还没等我方人员走出日军兵营，就发现日方300多士兵已分乘8辆大卡车向卢沟桥开去。我方谈判人员马上也向卢沟桥赶去，在距宛平县城一里处，发现日军已经布防，作卧倒射击状。此时日方又要求我方人员在10分钟内作答，否则战事爆发由我方负责。我方人员进城后，双方人员刚刚坐下，城外日军便向城内开了火，不久又用大炮轰城，多枚炮弹命中专员公署。此时驻扎在卢沟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吉星文部接到上级命令予以还击。至此，“七七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战宣言，宣言中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也于7月15日发表了庐山谈话，号召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这样，持续8年零1个月、战火波及26个省的全民抗战就此开始了。（据7月4日《深圳法制报》日月文）
（来源：广州文摘报）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