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孙老您好，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那一天，您在哪里？

　　孙敬生：“七七事变”那一天，我在37师部队，驻在河北保定。

　　主持人：您是哪一年当的兵？

　　孙敬生：是1935年的4、5月份。

　　主持人：那时候您21岁？

　　孙敬生：对。

　　主持人：我听说宋哲元带领的部队是人人都要练一把大刀？您手里当时有刀吗？

　　孙敬生：那时候没有刀，学兵没有刀。

　　主持人：那学兵用什么？用枪？

　　孙敬生：学兵主要是受教育、学习。

　　主持人：您在29军的时候，结婚了没有？

　　孙敬生：结婚了。

　　主持人：那您的妻子在家里？

　　孙敬生：对。

　　主持人：您当兵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到妻子吗？

　　孙敬生：我结婚以后没有在家待多久，结婚两三年以后就出来当兵了。

　　主持人：您当完兵，有多少年没有见到您妻子了呢？您是哪一年退伍？

　　孙敬生：89年。

　　主持人：我听说当时的兵饷是三块银元？

　　孙敬生：三块六。

　　主持人：学兵连也是三块六吗？

　　孙敬生：一样。

　　主持人：都花了了吗？

　　孙敬生：三块六基本上落不下，连里有时候还给兵们做个短袖布衫，还给做双鞋。

　　主持人：零花钱就花了。您胆子大吗？

　　孙敬生：这个还得锻炼，不能说大，但从小当兵以后，也是逐渐地锻炼出来了。

　　主持人：您打仗的时候害怕吗？怕死吗？

　　孙敬生：也害怕，那时候因为你已经是干部了，要作出一个模范样子来，要点嘀咕也不能表现出来。

　　主持人：就是要做表率，不能害怕。

　　孙敬生：绝不能害怕。

　　主持人：您在部队里当干部，是什么干部？

　　孙敬生：从班长、排练、连长，一直到副营长，后来又在一个装甲兵、司令部的军级机关里当过处长。

　　主持人：网友可以看一下张有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打开以后，里面有原工作单位：天津市公交干部学校，原职务：副处长，工资级别：14级。14级别的工资是多少钱？

　　孙敬生：记不清楚了，按现在来说能拿到400多块钱的工资。

　　主持人：日本人后来是占领了宛平城，您那时候跟着部队撤到了哪里？

　　孙敬生：向南撤离。

　　主持人：撤到哪里？

　　孙敬生：从河北，常州那边撤，后来是保卫徐州。

　　主持人：从河北到江苏。

　　孙敬生：北线是台儿庄战斗，我们部队是29军，还有宋连中的部队，我们这个南线是保卫徐州，日本人是往北，这样两边夹击，我们是在南线保卫徐州，这边是台儿庄。徐州下来以后，最大的一个战役是保卫武汉。那是从南隋线向河南那边转移，从河南的南部到安徽，从安徽又到了湖北，湖北也包括武汉战役，就是大别山战役。保卫徐州，保卫武汉都是第五战区的任务。大别山的战斗也是比较激烈的，当然最后还是撤退了，向武汉撤退。在大别山作战的时候，我可以说一个情况，理解一下战斗的残酷。

　　有一个39军的军长，他姓李，这个部队也很能打。我那时候是当班长，我们部队在他们的后面，前面是他们的阵地，后面就是我们的阵地，给他们当预备队。我们占领一个山头，前面又是一个山头，那就是他们的部队。有一天，李军长到山上去视察了，我看后面跟着一群人，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带着手枪跟着，还有一个苏联顾问的人跟着。我就问他，说前面是谁呀？他说是宋连中，这是一个名将。前面有一个山头，有个寨子叫杨家寨，他们军长不敢向上报，后来那个军长说必须把这个杨家寨拿回来，后来又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了，然后派人下去视察。就发现，在杨家寨的周围，士兵扔手榴弹的时候，导火索都没有拉，后来说团长必须跟士兵站到一个战壕里面去。

　　还有一个26师，它独立的，26师特别能打，战斗力特别强。26师打的时候，前面人少，编成一个师，一个师又编成一个团，一个团又遍成一个营。

　　主持人：是打大别山的时候。

　　孙敬生：对，包括武汉战斗。我们部队把第二营拿上去了，上了第一线，后来变成了一个连，一个营是四五百人，变成一个连就是一百多人了。

　　主持人：一个师有多少人？

　　孙敬生：一个师，三个团，就是万把人。

　　主持人：最后变成了一百多人。

　　孙敬生：最后变成了一个排，三四十人。人家还说，这有什么呀，打仗还能没有牺牲吗。这就说明打仗非常残酷。我们在山头上，下面就是一条公路，看到从后面补充的新兵，穿着便衣，一车一车地补充新兵。有些第一线的新兵，还穿老百姓的衣服就牺牲了，都还没有换好衣服。那时候供给不上，老百姓都跑了，我那时候当班长，到老百姓家里看这儿有稻子，就磨一点稻子。另外去地里，挖点红薯、地瓜。有时候我们就在破庙里住。那是从武汉向后撤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雨天，那时候还不是柏油路，说石子路也不是石子路，一下点雨，都成了泥浆，很深，过了脚腕子。那时候不能要求纪律了，到哪儿都找鞋，老百姓有鞋没？好鞋也好，破鞋、旧鞋也好，小了是不能穿，要是大的话，就从这儿扎一个窟窿，那儿扎一个窟窿，然后穿上。

　　看到什么官过来了，骑着马，那时候胆子也大了，说你们骑着马，也不让老子们休息休息。

　　主持人：虽然是骂闲街，但打仗的时候还是往前冲。

　　孙敬生：是。后来团长给部队讲话的时候说，你们还骂闲街，也不知道老子怎么着，敌人有多凶，能叫你们休息吗。兵饷也没有，粮食也供不上，吃完饭继续走，吃饭都得去挖老百姓的地瓜、红薯，吃了就走。

　　主持人：每天什么时间睡觉？

　　孙敬生：不睡觉。我那时候还当班长，马路两边有一些树，有的兵就在那儿一歪，就睡了。我当班长，都一个一个的叫，要走了。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高能学的，踹一下，赶紧走。

　　主持人：如果被敌人追到了就惨了。

　　孙敬生：对。

　　主持人：那时候当班长，得为战友着想。

　　孙敬生：对。

　　主持人：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了，八一五光复，您那时候在哪里？

　　孙敬生：日本投降，我在湖北。

　　主持人：刚才您也回忆了，在您当兵这么多年，最艰苦的一仗，可能是在大别山打仗。

　　孙敬生：是的。

　　主持人：您受过伤吗？

　　孙敬生：受过伤。
　　主持人：能给我们看一下伤痕吗？

　　孙敬生：那是日本在湖南攻击长沙的时候，头一年不行，第二年接着打，攻了三年，那时候上级指挥军官让我们驻湖北的部队，我们在湖北长沙战斗。我们驻湖北的部队，要派出小部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以免湖北抽出部队支援长沙，我们直接去袭击敌人。那是42年、43年、44年，这三年都在攻长沙。我们开始是派一个营，那时候我当机枪连长，都是人扛着，枪还好，尤其是三脚架需要扛着。那时候南方有很多稻田，就在稻田里一步一画的走。

　　主持人：那时候三脚架都是铁的。

　　孙敬生：很沉，一百四五十斤。在山地里，把膝盖都磕破了。

　　主持人：能说您的伤在哪里吗？

　　孙敬生：是44年的时候，头两次都派了，第三次还不行，叫全团都去。在湖北当阳敌后有一个香炉山，那时候李先念的部队也在那里打游击。第三次的时候，是上了敌后。

　　主持人：负伤了。

　　孙敬生：那时候让我从机枪连长到第三营当副营长去，是半路的时候叫我过去的，第三营没有副营长。湖北这边的部队要到敌后去，这样就有准备了。我觉得第一次还不错，因为营长老练一些，也有作战经验，第一次还有一些战果。说你这个营上敌后，必须到日子才能回来，不到那个日子不能回来，如果提前回来，必须要有一定的战果才能回来，没有战果就不能提前回来。第一次我们营长老练一些，那时间有一个军校毕业的电报参谋，在敌后做电报工作，由他供给一些情况。那次还有点战果。机枪也有步兵班，就派我们第三排攻这个据点，那天战果还不错。那时候日本人都睡觉了，也没穿衣服。那时候还有一个手风琴，也是作为了战利品，另外把敌人睡觉的毯子也弄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师部、军部，各处都向营长要战利品，你给我一条毯子吧。（笑）最后都要也不行，得上交。

　　主持人：您是哪一次负伤的？什么时间？

　　孙敬生：头两次都是派一个营去，第三次派了一个全团过去，那是1944年，全团过去深入敌人，这次吃亏了，因为一次一次的，他们也有经验了，你什么时候来。那次是去香炉山，全团过去以后占领了香炉山阵地，我那时候到第三营了，第一营是左边，第三营在右边，二营是作为预备队。第二天敌人知道我们过去了，有狗叫，就把我们的情况知道了，天不亮，敌人就发现了。

　　主持人：您是那一次负伤的，您的伤口在哪里？

　　孙敬生：（察看伤口）我们第二年到哪儿去以后，就知道天不亮要把饭吃了，要打起来就没法吃饭了。天一亮，二连连长就是在那个时候牺牲的，那时候牺牲的兵还不少。我们在这儿吃饭，敌人过来了，二连连长牺牲了，兵也牺牲了一些，就为了吃饭。后来上级提了意见。

　　主持人：您在那一次，包括其他时间，和日本人有过近距离的肉搏战吗？

　　孙敬生：就是阵地战。

　　主持人：拼刺刀有吗？

　　孙敬生：一营应该是在左边，二营是预备队。我建议说咱们是不是派一个小部队，向这边撤一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减轻已有的压力。当时三营营长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说你在这儿好好监视，不准动。后来的战斗打的比较激烈，我在三营阵地上，就听到一营阵地的三连连长在那儿说“冲啊，冲啊…”就是敌人上来了。后来敌人撤走的时候，二连连长牺牲了，三连连长牺牲了。没有撤下的部队，二营当预备队，团长给二营进行了布置，说隐蔽起来，敌人撤退的时候，歼灭敌人一部分。正好敌人派了一个小队，二营就把这个小队的后路掐断了，他们想撤也撤不走了。他们靠一个山坡跟我们战斗，后来看不行了，他们就滚向山下，自尽了。还有一些兵也是向后撤，有一块稻田、水塘，有的兵都跑到水塘里面去了，二营的士兵就追，有的兵抱住两只脚，因为敌人把靴子都跑掉了。后来到团部一问，那些人都是当地老百姓，一个是临时抓来的，还有一个是日本消防队。

　　主持人：伪军。

　　孙敬生：都是当地人。

　　主持人：都说汉语。

　　孙敬生：对，我为什么受伤，就是把他们的营和我们的连对换了，他们缺乏战斗经验。把我们这个第一连拉下来，一个是作战经验不足，一个是胆怯。那天天还不亮呢，一连前面的敌人就上来了，一响枪，我跟营长马上就爬上山，就听“抓活的，抓活的”。

　　主持人：您这次回到卢沟桥，看到现在的样子，和您记忆当中的卢沟桥有什么差别吗？变化大吗？

　　孙敬生：差别是很大的。从现在来说，部队也好，国家的形势也好，都是一片大好。尤其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方面都有新的进步，都是朝气蓬勃的。国家的收入，也比过去高，一年比一年高。从政治上，从军事上，从经济上，每年都有很大的进步，还是领导人抓的很紧，我们过去也没有想到会进步这么快，转变的这么快。打了那么多年仗，赶上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感觉很知足。

　　主持人：所以说和平生活才是最宝贵的。谢谢您。

（来源：腾讯网）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