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爷爷您好。

　　张可宗：好。

　　主持人：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7月7号，“七七事变”那一天你在哪里？

　　张可宗：在河北河间。

　　主持人：您是哪一年党的兵？

　　张可宗：我是民国23年，就是1934年5月，在张北县察哈省党的兵。

　　主持人：您当兵那一年是14、5岁的样子？

　　张可宗：14岁。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听说宋哲元带领的部队，每个人手里都要有一把大刀？

　　张可宗：每个人是一个步枪，一个大刀，每个人都有大刀。

　　主持人：您肯定也有？

　　张可宗：我这把大刀，也算是我的，也算是团长的。团长要用大刀，我带的是两支手枪，一个大刀。团长都是带一支手枪，他的手枪也不爱带，托给我管。包括打仗的时候，要大刀的时候就拿大刀，要手枪的时候就拿手枪。

　　主持人：这个大刀有多重？

　　张可宗：最多有八斤重。

　　主持人：我听说有一种刀法，是29军都要练的？

　　张可宗：我们就是大刀片。

　　主持人：大刀和刺刀比起来，哪个更好用？

　　张可宗：刺刀也有它的好处，可以上到枪上，比如离敌人两三步，就可以拿刺刀，一刀就可以给他打击了。但这个大刀，离敌人两尺的时候才能看得到。这个大刀简单，刺刀也简单，但刺刀是当时当兵的装备。我们当时跟团长，只有手枪和大刀。

　　主持人：就是您们不用刺刀。

　　张可宗：用我们那些手枪，我们随从就是12个人，每个人都有手枪。

　　主持人：听您这么一说，您或者是您的战友有没有过和日本兵进行肉搏战的经历呢？

　　张可宗：就是我们在北京南苑的时候，南苑就是古代训练兵的地方，经过大红门、小红门，然后就到南苑。我们29军的部队，有一个79师，还有一个132师，132师驻南苑，军部驻南苑，79师也驻南苑。

　　主持人：您是在南苑那里跟日本士兵有过肉搏战吗？

　　张可宗：我们还没有到达南苑，“七七事变”一爆发，7月7日那天一听打起来的，我们师长已经去北京几天了，我们部队到河间，准备作战。

　　主持人：连夜去的。

　　张可宗：对，我们从河间行军的时候，师长坐着汽车到了北京开会，他说这次北京很紧张，战斗非打不可。

　　主持人：能说一下肉搏战的激烈程度吗？

　　张可宗：我们连夜赶到北京，大概走了三天的时间，从河间大概是400多华里，三天以后就到达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待命，7月28号又到了天安门，命令副军长率领132师去南苑指挥作战。命令是这样下的，但我们28号两三点钟就出发了。当时有一个叫团河的地方，就已经看到南苑了。

　　主持人：越来越近了。

　　张可宗：已经看到南苑了。

　　主持人：7月28号，您到的时候就跟他们发生了肉搏战。

　　张可宗：日本人已经守在附近了，已经占领了阵地，情况非常危机。他们占领阵地，就要挖一个范围，都布置好了，我们去了以后就是跟他们打。我们要喊起来，打起来，就说“杀啊，冲啊”。

　　主持人：他们呢？

　　张可宗：我们说他们是乱叫。我们说杀啊，砍啊，打啊。这一仗一开始，我们师长一个手拿着大刀，一手拿着手枪。

　　主持人：是赵登禹吗？

　　张可宗：是。一般人两个手只可以拿大刀，就不能拿手枪。

　　主持人：为什么呢？

　　张可宗：因为他会武术，个子又大，他15岁就当了兵。

　　主持人：他是山东人吗？

　　张可宗：山东菏泽县人。

　　主持人：会武术。

　　张可宗：他会武功。他在山西打仗的时候，就是抗日战争以前，他打死过老虎，他的外号是“打虎将军”，那时候我们叫西北军，冯玉祥跟他说你是“打虎将军”。

　　主持人：由赵登禹打的这一仗，是您记忆当中最艰苦的一仗吗？最艰苦的仗是哪一仗？

　　张可宗：是头一仗。我们叫保卫徐州，但我们在徐州的时候，还有台儿庄战役，少庄战，我们只有两个战区，包括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我们部队一共才十万人，就是参加保卫徐州的战斗。

　　主持人：日本人是多少？

　　张可宗：二十万。我们原来说日本起码有四五十万，那是估值的，日本人投降以后，他们的文件记录里面都有。我们八年抗战的地方，日本人的哪个兵团，哪个连队，叫什么名字，都搞的清楚。

　　主持人：1945年8月15号日本人投降了，您当时在哪里？

　　张可宗：赵登宇这个师长阵亡以后，我们28旅又成立了一个179师，179师从哪儿来的，我们的师长叫何继朋，就是在西苑，我们住的是南苑132师军部，他们在西苑，在宛平、卢沟桥，这一代都是37师的部队。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张可宗：就是77年7月7号打仗的时候。

　　主持人：经过八年的艰苦打仗，到了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

　　张可宗：我在29团，39年我们老团长调了运输兵那里，叫我去当连长。我大概是5、6月份去的。

　　主持人：您有没有经历过日本战俘向当时中国政府军队投降，你们受降的场面？

　　张可宗：我在那个地方叫半庙子，都是小路，没有公路。比如当官的，首长那些，当时有一个飞机场，他们可以到安石，因为那时候中央政府，蒋介石已经来重庆了，他们从安石坐飞机到重庆。我那时候到了29团，干了两个多月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这个团也撤销了。投降以后，就碰到我们黄埔军校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宪兵，17团的一个副团长，他是宪兵训练团的团长，他们两个去台湾接受日本人投降，也喊了我去。什么道理？他这个少将一个人都没带。宪兵团的团长接受日本人投降也没带人，他们两个是光杆司令。我那时候是八分校的学生，他是我们政治部的主任，说你跟着我去吧，接受日本人投降。我们在军校里毕业，就是准备在我们胜利以后，那是民国32年，就是1934年10月10日，我们毕业，填志愿，那时候就已经准备到台湾去。

　　主持人：当时没有去。

　　张可宗：这次真正把日本人打垮了，投降了，叫我们去，我没去，那时候他们说台湾人说话也不好听，台湾穷的很，我们在前方打仗打几年这么苦，说台湾更苦，所以我就没到台湾去。

　　主持人：就留在了大陆。

　　张可宗：对，后来又把我调到了五战区。

　　主持人：五战区在哪里？

　　张可宗：湖北。

　　主持人：您是哪一年退伍的？

　　张可宗：我是1949年，重庆解放前的半年我在部队下来了。

　　主持人：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时候，您印象中的老家是重庆的还是河北的？

　　张可宗：河北的。

　　主持人：现在在重庆过，您的家庭也都在重庆。

　　张可宗：对，我是在河南结的婚。

　　主持人：您结婚是哪一年？

　　张可宗：48年。

　　主持人：那一年您多大？

　　张可宗：28岁。

　　主持人：结婚后不久就退伍了。

　　张可宗：没退伍，是49年6月份才退下来的，解放重庆是阴历11月12日。

　　主持人：比建国稍晚一点点。

　　张可宗：我的大儿子是11月21生的，当时是重庆解放的第九天。

　　主持人：和共和国一起诞生了。

　　张可宗：对。

　　主持人：您当时在重庆退伍以后，为什么没有回老家河北呢？是因为结婚的原因？

　　张可宗：因为四川富裕的很，我们老家穷的很。

　　主持人：您当时觉得台湾更苦，所以没去台湾，觉得四川更好，所以留在了四川。

　　张可宗：中国第一个兵工厂就是我老爷爷在家里拿的钱，去创造的。因为我们国家没给钱，我们是大地主，他当湖南湖北总督。我亲爷爷的叔叔，他在家里拿钱，他是武汉三市，包括武昌、汉口、汉阳。

　　主持人：您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有没有经历过生死与自己擦肩而过的经历？就是您怕死吗？

　　张可宗：要有必胜的信心，自己要相信自己，就是说一定要把日本军打垮。

　　主持人：您应该见到过，您的战友在您面前有牺牲。

　　张可宗：在我面前牺牲的，我杀的日本人将近四十来个，包括拿枪打的，拿刀杀的。在我面前的战友，上百上千的都牺牲了。受伤的就马上抬下去了，死的就在下面了，一个横一个。一个炮弹过来，就是死十个、二十个。

　　主持人：您觉得自己所在的部队，29军和日本军队在装备上、战斗力上有什么差别？

　　张可宗：天地之别。

　　主持人：日军的非常好。

　　张可宗：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好。人家的武器装备好，“七七事变”以后，北京天天在下雨，到处是汪洋大海。

　　主持人：发大水？

　　张可宗：天天在下雨，没有一点干的地方，最矮的地方，水起码也要在腰以上。7月份，光能看到高粱穗，看不到高粱杆。我们跟着团长的，有马骑，但也不感觉是骑在了马上，马哪儿还有力量驮你，就自己在前面走。你要爱护它，它才能爱护你。

　　主持人：没粮食吃的时候，吃过马肉吗？

　　张可宗：我那时候没有到那种程度。

　　主持人：我听有的老兵说，吃过红薯。

　　张可宗：我们抗战八年，经常是两天三天吃不上饭。

　　主持人：您跟着团长也吃不上饭？

　　张可宗：当兵的没得吃，自己能吃吗？说个不好听的话，自己不吃，也得给领导拿过去。都没有吃的，并不是说拍马屁，都爱护自己的上司。也就是说有感情，那时候我们当官的，对当兵的也相当爱护。下级对待我们的上级，又勤快，又敬仰，又服从，还有一种对待父母的心态。因为他对你有感情，你对他也有感情。

　　主持人：您在所的部队和日本的部队，后来也可能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

　　张可宗：没有。参加共产党的部队，我已经到了军官队。淮海战役，也就是解放战争，日本人投降以后，部队就要起义，我们这个部队是在徐州，就开到了济南，济南就是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当时我就在徐州。我是住在我们团长的家里，团长是我们本家的一个爷爷。

　　主持人：您的团没起义？没机会起义，当时您住在团长家里。

　　张可宗：这个团长已经打死了，我到运输兵去当连长，他不叫我去，叫我到军校去。我毕业以后，就是黄埔18期。我们当时的编制，每个战区有一个分校，九个战区就有九个分校，一共是十个分校。

　　主持人：您当兵打仗这么多年，身上受过伤吗？

　　张可宗：有，从胳膊里穿过去了，现在筋是断的。

　　主持人：49年退伍以后，之后有见过您的战友吗？

　　张可宗：很少。我当年当排长，他们就起义了，在原来蒋介石住的地方，叫重庆林园。林园解放以后共产党叫做第二高级部校，我就碰到了第二营的连长。

　　主持人：多少年没见了？

　　张可宗：才几年的工夫，三年多没见了。

　　主持人：见面的时候哭了吗？

　　张可宗：当时我已经是老百姓了，我穿着很难看的衣服，他是上下班，我经常碰到他，他是个大尉，副营级，他在部队里也是个副营长。起义以后，还是副营级。他在第二高级部校当教官。过去还是有老规矩，我是卖香烟下乡去，一碰到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恭恭敬敬。因为我现在穿着便衣，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的老上司，还是我的学长，各方面来说，你是我的老大哥，都是共患难的。

　　主持人：他是哪儿的？

　　张可宗：他是河南的。他对我相当的恭敬。来到重庆以后，我们29军的一个都没有碰到。可以说58年，49年我从部队下来，到现在58年的时间，我的大儿子现在已经满58岁了，三儿子都50岁了。从来没碰到过一个我们大刀队的。其实每个部队都有大刀队，有一些士兵说赵登宇带着大刀队，但我们每个部队都是大刀队。

　　主持人：经过这么多年，弹指一挥间，您怎么看目前日本国对战争遗留上的态度？

　　张可宗：心里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跟日本生死搏斗了13年，我们从31年开始，9.18事变以后，东北军，就是张学良的部队，张作霖死了以后，他们撤出东北，撤出东北以后就是我们29军—西北军，西北军已经被中央打垮了，打垮以后民国19年，张学良指挥，来编制我们这个西北军。我们这个29军，也就是张学良指挥，从师长赵登宇，那时候赵登宇还不是师长，是旅长，他本来是师长，因为那时候部队，打仗都要死人的。简单来说，我们这个29军完全是张学良指挥的。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中国和日本之间，目前对待战争问题上的各自态度。

　　张可宗：我们对日本的八年抗战，痛苦是相当的大。虽然说我们把日本打败了，但它在我们中国这八年的罪行，杀光、抢光、烧光。比如我们国家死的是三百多万军队，老百姓死了2700万，我们军队你不杀死我，我要杀死你。他找你老百姓，你不听他的话，他就拿刀把你杀了。他们的班长都是官，他们的班长叫分队长，排队叫小队长。我们班级包括下司班长、中司班长、上司班长。他们的班长都是排长，都是当官的。初级兵都是官。


（来源：中国台湾网）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