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中坐者）与部下
卫国孤军“八百壮士”
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谢晋元
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谢晋元
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突然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膏药”旗了。
三天前，与日军苦战了75天的中国军队，就像他们来上海时一样，一夜就消失了。占领上海后的日军先是推倒了先总理孙中山的塑像，继而到处悬挂太阳旗――中国人形象地称之为膏药旗――中国报纸称之为“被正义的子弹打穿的一个血洞”的旗帜，在全城进行所谓的“威力搜查”。
《淞沪血战面面观》一书，这样记录日军占领上海当日进行的情形：“逐室稽查，稍有怀疑，即予枪毙。登记各户人员，到晚如有增减，即全部枪杀。男子手上老茧如与枪形吻合，即予枪杀。箱笼物件，年轻女子，劫掠一空，余下男女老幼，一概在大腿上加盖‘日本’二字的火印，不愿加盖者杀。”
现在，这些房顶上挂着膏药旗，大腿上盖着“日本”二字的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国旗！他们还是中国人，他们还在自己的家园！当天的《申报》有这样的一篇特写：“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升起上海市唯一的一面国旗的，就是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名震天下的“八百壮士”。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中的谢团长就是谢晋元。
1937年7月，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后，全面打响了对中国的侵略战。8月，日军又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增派了数十艘舰艇和3千多名陆战队员。8月13日，谢晋元所在的88师262旅在闸北率先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了进攻。
5年前，“一·二八”沪战的战火也是由闸北燃起的。5年后的今天，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的谢晋元所在部队在此又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一枪。
国民党原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其回忆文章《淞沪会战纪要》中，这样写谢晋元：“世人咸知谢晋元将军――死后为蒋介石追认为少将――为一勇将，殊不知谢将军智谋深远，更是一位有着高度修养的参谋人才……”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军投入了14个半师团，近30万人，其中投入的海军力量占全部海军的一半。打击敌舰，特别是打击敌旗舰“出云”号，成了中国军队的主要目标之一。身为陆军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元，拿出了摧毁“出云”舰的计划――经快速小火轮携特种爆炸物对“出云”舰进行偷袭。当时的《申报》这样报道了偷袭结果：“汇山码头发生大火，谢同志的计划虽未全部达成计划，但已震撼敌军，其后敌酋不敢再在出云舰驻节，而黄浦江内敌舰，也远向杨树浦以东江面移动，舰炮射击一时陷于沉寂……”
淞沪抗战时，对日军造成重创的“铁拳计划”，也是由谢晋元负责细部作业并指挥实施的。张柏亭这样回忆“铁拳计划”：“炮兵于拂晓密集射击，虬江路阵地一片火海，烈焰冲天，所有工事与建筑物尽行摧毁，紧接着突击部队适时冲进，毙敌无算，横尸街巷……”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旋回的轴心，88师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
10月25日，大场阵地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而闸北对面的日军在我军撤走的第二天，还“恐中伏击，不敢放胆前进”！
国民党军队退守沪西，开战前三次下令停止攻击，贻误战机，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幻想西方大国发善心，希望通过他们的“国际调停”、“国际谴责”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
10月初，美国国务院正式“谴责日本”，称日本侵华“违反条约”，即《九国公约》。并定在比利时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
我军由闸北大场撤退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三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又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三军，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此时的88师已补充过5次，平均每班老兵不足2名，大部分连长战死，“一个团整整齐齐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落实委员长的指示，88师师长孙元良决定，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迅速地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孙元良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四行仓库”。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六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小钢炮也打不透。该仓库坐落于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黄埔四期毕业，时年33岁。张柏亭在《淞沪抗战纪要》中说他：“体格魁伟英俊，为人诚挚刚直，沉默少言，有守有为……”
晋元率部坚守最后阵地的第3天时，曾给孙元良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窍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成功成仁，计之熟矣……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他还与八百壮士预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详细记述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曾进入四行仓库，亲睹八百壮士与敌血战的原国民党军委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说：“(谢晋元)与我且说且走，在仓库内巡视了一周。所到之处，营房布置整洁有序，井然不乱，间闻爱国歌曲，雄壮激越，令人振奋鼓舞。”
唯一不足的是，仓库并不像孙元良师长所说“粮水充足”。部队进驻的第二天，自来水就断了，官兵把污水小便留下来以作灭火之用；没有粮吃，他们只好向租界爱国团体和民众求援。民众偷偷将食品送到仓库边的一个小屋内，再由守卫官兵设法取进去，才保证了供给。
一营营长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了战斗的惨烈：“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十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孤军官兵不是打仗，就是修工事，四个昼夜没有合眼，有的人干着干着就睡着了。“八百壮士”人人抱定必死的信念，争先杀敌。敌寇见屡攻不下，就想在楼下打一地道埋设炸弹。为了防我军枪击，顶着一块厚钢板移动到墙下。这时敢死队员陈树生二话不说，身绑手榴弹跳了下去，与1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
“见敌攻击不逞，大家兴高采烈，竟有顽皮的士兵，用长竹杆挑着钢盔，伸出窗外作我军窥探状，敌寇不察，竟以机关枪集中射击。我军见之，拍手大笑，捧腹不止。”
孤军的精神极大地感染了民众，也感化了租界的外国人和外国军队。童子军杨惠敏冒生命危险，为孤军送来国旗后，还参加了孤军的升旗仪式：“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杆连接扎成；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声；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向国旗敬礼……”每天一早，租界民众就爬上高楼顶，看孤军杀敌。发现敌人来袭，就喊话通知孤军。喊话听不到，有人搬来大黑板，哪里有敌人行动，即用大字写在黑板上，并画出敌人的行进图。
29日下午3时许，敌寇用武装艇将陆战队员和大炮从苏州河偷偷运过来，准备从背后用重炮袭击孤军。在租界楼顶上看到此情景的民众即刻用黑板告知孤军。就在敌军稍稍上岸占炮位时，孤军一阵扫射和手榴弹，将敌人全歼。一德国妇女感动于孤军的精神，亲自开卡车送来食物，并声称：孤军每天的生活全部由她负责。英军司令员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就在孤军4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好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8年6月间，谢晋元在一次谈到撤退的原因时，说，“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的。”
离四行仓库不远的租界内有两个巨大的储气罐，日军在无法战胜孤军的情况下恼羞成怒，威胁租界当局，“如不采取行动逼走孤军，将不顾租界安危，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租界当局只好去逼中国政府。
消息传到孤军，谢晋元痛心不已。因为现在工事坚固，较之开始能更好地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沪西大部队作战。而撤入租界，无异于自投罗网。谢晋元“极感惊异”，“非常激动”！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英军当时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可当孤军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以与四昼夜血战一般大的代价――死伤30多人――营长杨瑞符就是在撤退时身负重伤的――进入租界时，立即被英军勒令收缴武器。孤军以“军人不能离枪”为由，拒绝缴械，双方形成对峙。这时，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可孤军的枪刚交出去，英军就将孤军押上车辆，送胶州路羁留。英军之所以轻食诺言，是因日军威胁租界当局：“如果准许孤军通过租界归队，他们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
蒋介石怕西洋人，西洋人怕日本人，结果虎胆如斗，凛凛然视日军如鼠辈的“八百壮士”就这样不明不白，束手就擒，最终造成谢晋元的惨死和名振天下的孤军沦落为日军的苦役，大部分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
孤军被送到胶州公园时，有350人和一面国旗。杨瑞符1939年6月12日在《大声报》发表文章，对四行保卫战作了这样的评价：“是役也，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仅仅作到‘绝对服从命令’六个字……”
孤军到胶州公园后，即被铁丝网围在一个约15亩大的空地上，并被“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监守，上海市民称这里为“孤军营”。曾到过孤军营的上海市民，至今还为他们的自尊自强、坚定勇敢、严守纪律的精神所感动。对他们的训练更是记忆犹新。孤军在被缴械的情况下，每天坚持徒手队列训练、拳术训练和体育比赛。后来，他们又用木头做假枪练刺杀，谢晋元亲自任教官。
在谢晋元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着孤军营的作息时间：
起床：4时30分；早操：5时至7时；
万国商团白俄队检查人数：8时；早餐：9时； 上课：10时至11时30分；晚餐：4时；
拳术或唱歌：5时至7时；自由休息：7时30分至8时；
就寝：9时。
为了改善官兵的工作生活环境，谢晋元带领战士们平整场地，自盖营房，建起了礼堂、宿舍、厨房和篮球场、排球场和足球场。不久，孤军又开办了制皂、织袜、毛巾等工场，开设了汽车驾驶等专业技能培训。他们把孤军生产的产品打上“孤军营”的商标投放市场，结果抵制日货的市民们踊跃购买孤军的产品。孤军把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到1940年，孤军已为抗战捐款数千元。
谢晋元还非常重视培养孤军的文化素质。他说：“凡一切事业，均由学问为出发点。没有学问，无论很好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而且会做坏。”孤军营为此开办了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学科。爱国教育是孤军营每天的必修课。在不许升旗的禁令下，谢晋元仍每天带领孤军举行“精神升旗”，即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喊“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等。
1938年8月，为纪念“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周年，谢晋元与租界工部局再三交涉要在营内升国旗。开始，工部局总办和“万国商团”团长表示同意，并送来旗杆。待旗杆竖起后，租界当局又派人通知不准悬旗，恐日军发现，对工部局不利。经协商，同意将旗杆截短，使之低于营房高度。8月11日上午6时，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孤军看着凌空飘扬的国旗，欢欣鼓舞。正当谢晋元要在纪念仪式上训话的时候，白俄队长竟前来要求将国旗降下。谢晋元理所当然坚决拒绝。9时，该人又来说：“如不除去，将采取必要手段。”谢晋元问道："我们是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悬挂自己的国旗，为什么不可以？！”10时，工部局派1000多英格兰、意大利和白俄士兵，围攻孤军营。谢晋元命令第一连守了望台，第二连在操场散开，第三连守卫营门，第四连保卫国旗。孤军赤手空拳与白俄肉搏，4人被砍重伤，不久牺牲，100余人受伤。之后，白俄将谢晋元等军官与战士分开，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软禁。面对暴行，谢晋元即令全体孤军绝食抗议，并致书工部局进行质问。上海市民听到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后经民众团体交涉，工部局被迫让步，允许今后纪念日可挂国旗，但旗杆被截去一节。
上海沦陷后，上海市民有一件经常必做的事，就是看望孤军。有好吃的，给孤军送去，有高兴的事，要让孤军分享。当然，更多的人是因为痛苦和迷茫才到孤军营找答案的。正如报纸上报道的：“每天人来人往，好像信徒们涌向圣地。”孤军营最多时，一天接待数千人，最少时也有数百人，有的人干脆把孤军营称为上海的“重庆”。
有一次，天快黑了，又有数十青年学生来到孤军营，非要谢晋元训话不可。但谢晋元今天已接待5批学生了。谢晋元在日记中写道：“我只好简单地讲了讲，他们向我鞠躬后才走。可见青年们的苦闷和迷茫了。”
从1938年元旦起，谢晋元开始记日记。日记中除了记录孤军营生产、生活、训练的情况外，还记录了谢晋元对亲人的思念、对国家民族的担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个人和孤军前途的思考。
随着被监禁时间的无限期延长，中国军队在战场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不久发生了一士兵越墙逃跑之事。谢晋元加强了对孤军的管理。
一天，孤军营洗澡间发现一张因不满伙食对谢晋元和其他孤军军官表示不满的字条。这不能不让殚精竭虑的谢晋元无比伤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使余有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之痛。当余追忆几年来经过时，不禁流泪，诚以几年来之惨痛生活，何以用言语形容。”
不久，非常孝道，又是一脉单传的谢晋元惊闻老母病重，更是夜夜思念，以泪洗面。他的情绪也坏了起来。他在给家人写信时立下遗嘱：“……上海情况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为敌作马牛耳。大丈夫光明磊落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生死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
那段时间，谢晋元常常失眠，“余精神极为惨痛不宁”，“这晚又无睡”。如睡着，即梦见“身生双翼，如鸟翱翔，旋转高低自如”，醒来更知是“念余之前途也”。
1941年4月9日，这位坚强的视死如归的革命者，让人不可思议地在日记中写道：“依余命理，本年3、9月内不幸，诸宜当心。”他担心自己不幸后，父母无人照顾：“余无兄弟，而弟妹又都完全出嫁，父母年高，家中如逢大变，何以应付！”真是英雄气长、儿女情亦长！
早在“八百壮士”撤入租界时，日军即要求租界当局引渡。但迫于我国民众的压力，租界工部局始终不敢答应。后来，日伪又阴谋劫持和暗杀，多次派日本浪人或汉奸，怀藏手榴弹、短枪等武器，闯入孤军营图谋暗害，但未得逞。中外人士十分担心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安危，多次提出用难民分批将孤军调换走等救孤军的方案。但谢晋元一一谢绝。他表示：“余自奉命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地方人士曾有私潜离上海之建议，但经余拒绝。因余为奉令撤退，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汪伪上台后，陈公博当了伪上海市长，多次劝降谢晋元，请谢晋元去当伪第一方面军司令。谢将委任状撕得粉碎，并大骂卖国贼。谢晋元说：“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决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当他看到上等兵郝鼎诚等4人迟到后，就询问原因。谁知他们4人突然取出预先藏在身上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谢晋元胸部及头部。谢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至6时许悲壮长逝，年37岁。4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待是汪伪政府收买所为。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上海各界人士深为震惊，前往吊唁者达十余万人。5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追认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为真正的孤岛。
12月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走。历时四年有余困守的谢晋元的队伍又沦为日军的战俘。但迫于孤军在世界上的影响，日军没敢杀他们。在这么恶劣情况下，孤军仍保持了坚强的团结力和严格的纪律，每天抽空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操。
不久，日军将孤军分别押解到孝陵卫、杭州等做苦工。到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夺取日军的枪械后逃走，后又走上抗日战场。36名孤军军官被日军押到新几内亚作苦力。1945年，孤军看到日军垂头丧气，整天酗酒，才知道日本战败，反过来把日军抓起来当了俘虏。
1946年，名扬天下的“八百壮士”，从各地回到上海，总计100余人。他们请回老团长的遗霜凌维诚，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
抗日战争刚结束，三年内战又开始了。“八百壮士”的幸存者们，不愿打内战，有的当了车夫，有的当了警察，有的去做了苦力。
（来源: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编辑：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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