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
一、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建立党组织的由来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深得广大工农和革命人民的拥护，从而使我圆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为了改变和提高革命军队的素质，同年五月在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训具有革命政治思想，又富于军事知识的军官，分配到各军队中使之成为革命军事骨干，以加强国民革命军的作战能力。
黄埔军校初成立时，中共中央就从各省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中抽调一些青年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投入第一期学生受训，以后二、三、四期也同样有许多中共党团员参加入伍。同时，中共中央应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去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并选派一些富有教学才能的优秀党员担任军校政治部政治教官，因而在军校官生中就有了一些共产党员，根据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在所在部门和学生队中组成了中共党小组。当时在政治部担任政治教官的欧阳继修同志曾是中共在军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军校为了扩大培训军政人员范围，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将四期入伍生两千多人编为步兵科两个团，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各一个大队，于三月一日正式开学受训。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兼任，由于邵不能常川驻校，任命熊雄为副主任代行主任职责。政治部除增设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秘书聂荣臻外，分设总务、组织。宣传三科，由陈良、杨其纲、安体诚任科长，全部人员已增至七十余人。其中中共党员约居半数，连同军校其他部门、团队的中共党员共计已有一百数十人，因而急需加强党的组织工作。
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结束后，熊雄到中共广东区委向陈延年，周恩来汇报军校情况，要求加强军校党组织和领导力量，以适应军校新的形势。区委当即确定扪调我以区委特派员名义去黄埔军校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成立以郓代英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党团”。于是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初即去军校政治部报到，派我为军校图书室管理员。
二、中共军校党组织的任务与作用
中共军校党的核心组织-“党团”，是由区委指定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和我五人组成，由恽代英负责主持。熊雄是党在军校政治部的领导人，负责全校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制定全校政治教育计划，安排政治课程。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协助。政治部行政事务和办公厅日常工作处理由聂荣臻协助。陈赓负责团结军校青年军人工作，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同学会等社会团体有关各项活动。我则负责把军校各部门和团队的中共党员分别组成各基层小组，由小组长直接和我联系，海通他们与区委军委党的组织关系，接受党的教育，遵照上级指示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共军校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曾明确指出：“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事政治骨干与后备力量。”中共军校党组织在恽代英主持下，由于符成员的互相协作，团结一致，对完成党在军校的上述任务发挥了其应有作用。
三、中共军校党组织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活动情况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右派反动气焰益形嚣张，蒋介石亦日益明显倒向右派，于五月间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令全会通过，由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跨党党员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成为一党的党员。”这一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破坏国共两党合作原议的要求，虽经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接受，但终于遭到广东区委及广大中共党员的抵制而未实现。为此，我曾去区委向陈延年请示在黄埔军校的党员应作何处置?他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我将这一指示转达给中共各基层小组，要各个同志遵照上级指示同往常一样在各个岗位上努力工作与学习，仍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从事国民革命有关政治宣传工作，维护着以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为基础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同志在广东区委主持中共军运工作期间，对于在各军事机关部队的中共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在星期日召集他们到农民讲习所举行报告会，由他作有关军事运动同国内革命形势及其他政治报告，鼓励同志们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黄埔军校中共党员通过党组织联系，每次都很踊跃地利用休假日去广州参加这种报告会。事后反映，大都感到党的教育的温暖，认清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应有的使命。从而促使大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与右派斗争各项革命活动中，表现出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由于蒋介石日益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等右派集团勾结一起向革命左派进攻，迫使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兼军校党代表汪精卫愤而弃职出国。军校官生问讯极为愤懑。记得有一次当蒋介石集合军校官生在校本部讲话时，突然有一学生站出来。大声质问蒋校长“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使蒋十分尴尬，只得低声回答说“他出国了”。事后政治部领导人熊雄得知这学生是中共党员，认为他此一行为不符合党当时“团结对敌”的指示，是极左个人狂热主义的表现，于革命不利，当面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我转知各小组内对他这一错误行为在小组内进行一次全面教育。其后，又有一次蒋介石举行总理纪念周，散会后经过图书室门前曾进入阅览室，见到墙壁上悬挂有汪精卫与蒋介石并列的大型挂像即面露不快而回校本部。嗣经邓演达暗示熊雄转知政治部将汪的挂像取下，仅留蒋一人的挂像。由此可知当时蒋汪分裂及军校左右派斗争的情况。
黄埔军校党组织一向都是严格遵守广东区委每一时期所发政治宣传大纲，采取切实措施通过各成员负责领导进行。在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方面，关于每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随时通过当时负有盛名、为学生所信仰的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李合林等政治教官上政治课时结合讲述，使广大官生了解事件发生的真相。关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则不时邀请军政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作革命形势与任务等专题讲演。其中有一次曾邀请鲁迅先生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讲演，以及组织宣传队和“血花剧社”，举行军民联欢会等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由政治部主编的《黄埔潮》、《黄埔日刊》则随时收集发表本校各官生有关革命言论及社会名人在校专题演讲词，转载当时军政领导人在报刊所发表的革命言论，对校内外进行广泛宣传，使全校官生及社会公众识破当时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阴谋诡计。从而使军校保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浓厚革命空气。
周恩来主持广东区委军运初期，指示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陈赓、周逸群等把在广东各军事机关部队的青年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团结青年军人的一个革命团体，由周逸群主持该会会务，在中共广东军委领导下团结各机关部队青年军人，并以联合会名义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团体举行的各种革命活动，表达青年军人的革命意志。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曾会同全国总工会、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在广州举行各界市民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示威游行，遭到沙面租界英帝国主义军警开枪射击，造成“六二三”沙基大惨案。在游行中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立即传到全国各地，显示了这次工农兵学商团结反帝斗争的伟大力量，也是青年军人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表现，对于推动全国国民革命运动具有深远意义。
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把孙中山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为溷民党右派势力造舆论，来压制和反对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经孙中山亲自讲解的三民主义新内容。其目的就是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为当时蓬蓬勃勃的群众革命运动设置障碍，阻挠国民革命向全国发展。它是一个坚持反动立场与革命群众团体对立的右派集团，黄埔军校的右派也多参加在内。军校中共党组织为了维护国民革命顺利发展，在军校各种活动中，领导中共党员联合军校各派革命势力不断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解散后，蒋介石又在军校组织黄埔同学会，予以大力支持，并亲自控制，暗示他们要随时注意共产党在各军事单位的活动情况，并向他汇报，借以维护其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军事领导地位。
军校改组后的国民党特别党部于五月成立，受军校党代表指挥及政治部指导。熊雄当选为这届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同年十一月特别党部改选，中共军校党组织根据区委指示“团结对敌”的新情况下，曾转知中共各小组，在各单位推选特别党部委员候选人中，尽量推举国民党人。熊雄亦示意政治部只推举国民党员陈良一人，军校其他部门也多系推举国民党员为候选人，只有军官第一团营长范荩是加入不久的中共党员。选举结果，这届特别党部委员仍是左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体现出军校国民党左右两派势力的强弱及广大党员的愿望，也表达中共党组织及其党员对此次特别党部改选光明磊落的态度。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军校四期学生毕业，除分配在后方各机关及留守部队外，大都派到各北伐军中随军出征。其中中共党员只有少数留在本校及后方各单位工作，大部分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其新近成立的北伐先遣部队由叶挺指挥领导的独立团随军出发。嗣后陈赓、恽代英、聂荣臻亦由中共军委指调先后离开军校去北伐前线各地工作。军校中共“党团”成员只留下熊雄和我二人承担中共在军校党政工作，而由熊负责主持。中共军委负责人周恩来自随北伐军离开广东后，军委即在广州原办公地点设立军委留守处，由黄锦辉负责原军委与各有关单位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关系。直接与各单位中共负责人发生联系，传达区委指示，了解有关单位党的组织情况和处理所提出的问题。此后中共军校党组织工作则出熊雄和我与黄锦辉联系。遵照上级“团结对敌”指示，领导军校全体中共党员在各个岗位上，为军校培养革命力量而努力，以争取北伐的早日胜利。熊雄在这期间主持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始终坚持贯彻党的指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对破坏两党合作的言行，在各种纪念会讲话时或在报刊上，不断的予以驳斥，摊行不调和的斗争，以壮大军校革命力量的声势。
当上海、广州相继发生“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消息传到黄埔军校，我们遵照中共军委留守处转知上级指示：“保持镇静，提高警惕”，力促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常态，不使发生任何事端。数日后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忽然召见熊雄说：“这几天广州局势很紧张，你应即离开黄埔，我可派一汽艇送你出虎门去香港”。熊当即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表示不愿离开黄埔，“如要强命我去，请允许我在行前与在校官生讲一次话。”方鼎英乃勉强答应，次日上午由熊雄向部分官生作了要恪遵总理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等简短的话后，就到码头登上汽艇离开军校。
我当时在场送熊登上汽艇向虎门开驶后，随即搭上班轮去广州军委留守处向黄锦辉汇报。黄听了我汇报上述情况后，要我不要再回军校，留在广州和他共商军校中共党员转移事宜，并派交通联络员通知杨其纲暂且主持军校中共党组织工作。数日后黄即要我搭轮去上海江浙区委报到，从而我就转到上海军委工作。事后得知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下游不远的江心，即借口机件失灵停下检修，当时在江面监视黄埔的中山舰便派人登上汽艇将熊雄逮捕，押解广州投入公安局监狱，秘密将熊雄杀害。回想在当时情况下，只要得到党的通知，他随时都可离开黄埔。事实证明方鼎英派艇送出虎门一举，显然是当时反动当局串通勾结的预谋。
熊雄同志秉性刚毅正直，为党为人民献身革命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与崇高气节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敬仰与怀念。
在熊雄之后尚有肖楚女、杨其纲、安体诚也先后遭到敌人杀害，为革命而壮烈牺牲。肖楚女是军校有名的政治教官，在事变前早已因病去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医治，亦避反动当局秘密杀害。杨其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又是政治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在我离开黄埔后曾由军委留守处指派主持中共军校党组织工作，当军校反动当局接管军校政治部、迫害中共党员时，即为反动当局秘密杀害。安体诚是政治部宣传科长，当反动当局接管政治部时已离开黄埔，而其后由广州搭轮至上海，下船时被反动分子发现，报由上海反动当局逮捕秘密杀害。这些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i面牺牲，他们的革命事迹将永远流传后世，受到人们的崇敬。
中共黄埔军校的核心组织-“党团”，自一九二六年四月成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时，刚好一周年。在这一年中，它领导了军校中约一百五十名共产党员进行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上面所忆述的仅其中的片断，尚末能表达其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