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信仰问题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它的兴盛衰落始终与国共两党的亲疏离合密切相关。多年来，学术界对黄埔军校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却忽视了黄埔军校信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使得国共合作创办起来的军校在意识形态上难于获得合理的解释，也无法找到军校内部显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与合作现象的根源。

　　作为国共合作创办起来的军校，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共不同性质的两党在合作过程中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随着孙中山逝世绝对权威的消失，国共两党的关系陷入了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1]在军校内部则主要表现为以信仰不同为由引发的学生之间的派别争斗，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峙为高潮。1926年4月由于两会冲突的激化影响了校内同学间的团结和学校的稳定，两会相继被解散，成立黄埔同学会，之后信仰和主义的直接碰撞被掩盖起来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由于资料所限，本文将信仰问题的考察界定为1924－1926年前后，即第1－4期黄埔军校的初创时期。

　　一、黄埔军校信仰问题的由来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学演说，表示要把黄埔军校的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军，进入黄埔军校的学生“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2]

　　黄埔军校办学的目的既然是培养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军人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以在招收学生时必然经过一番细密的选择，对国民党的主义和精神有相当了解的人才会被录取。在思想上，“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或接受本党主义之思想。”通过“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 在组织上，有本党党员介绍，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3]

　　作为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4]部分学生在入校之前已经加入国民党，没有入党的也集中在5、6月集体入党。“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一些同志都把这件事情当笑话说。”[5]在填写入党申请书上入党介绍人时廖党代表说：“你们对于队上的官长和同学，可能不知道谁已经入党，那就写校长和我也可以。我们两人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入党申请书填好交上去，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过了几天就全体集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6]可见，尽管国民党在改组后规定，凡是国民党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发给党证，” [7]但仍然存在着像黄埔军校学生一样经过简单的程序便集体入党的现象。这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考察便集体入党的情况，似有急功近利之嫌，难于避免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现象，给投机分子敞开了方便之门，给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的组织管理留下了隐患。

　　进入黄埔军校的学生大多是18—25岁之间，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知识青年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尤其是五四以后他们在思想上表现出尊西崇新的心态，“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也太爱时髦了……不谈政治而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8]而当时，“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自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9]罗志田先生在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10]对社会主义的崇拜成为当时知识青年的社会时尚。在黄埔军校内一般员生的思想“于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大约都有一个转入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五四”以后一班人——就象我这样算不上先进、比较落后的人都有的。”[11]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成为了区分青年“落后”和“先进”的标识之一。然而，就目前我们看到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调查表[12]中显示出来的学生信仰的最初状态，却无法看到表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而看到学生入校时信仰的多样化以及在信仰问题上无所适从的心态。

黄埔军校一期生的宗教信仰状况

（资料来源：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7辑567——570册，文海出版社。转引自赵金康：《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入校简况》，《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表格中的统计数字显示有456名学生持无宗教观点， 32人信仰儒教、孔教等中国传统宗教，25人信仰基督教、耶稣教等外来宗教，这表明军校让绝大部分学生接受三民主义的信仰后迅速成长成为可能。当然，仅仅就表格显示出来的信息来考察学生的思想信仰问题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信仰作为意识形态具有变化的不确定性，且每个人填写表格时对“何为宗教信仰”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足于反映学生真实的思想状态，然而它还是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些信息，尤其是考察“信仰三民主义”的学生的具体情况更会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启示。

　　从学生亲自填写的调查表中看到，蒋先云、陈赓、赵自选、李强之、朱然5人明确表明信仰三民主义，[13]其中，蒋先云、陈赓、赵自选3人在入校之前已经是表现十分活跃的共产党员。如果信仰三民主义是积极响应军校的号召，那么和其他同时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就读的22名共产党籍[14]的同学相比，3人彰显出年轻人的意气风发。但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方面的政策来说，共产党员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不会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遵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15]国民党方面也认为，即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非放弃其无产阶级之立场，而同化于国民党，系在同一目标下，共同努力；共产党之独立组织及其立场，亦未因此而稍有损失。”[16]尤其是孙中山积极倡导“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细心去研究的。”[17]因此，3名具有双重党籍的学生（又称“跨党”学生）填写信仰三民主义无疑是响应军校的号召，但确实有悖于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尤其是“跨党”学生在思想信仰上的无所适从。

　　姑且不论入校前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进入军校之后，学校在思想上主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也灌输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开设的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本党党史》、《国民革命概要》、《社会主义运动史》、《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各国革命史》等。

　　在信仰上，学校要求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不允许其他信仰的存在。一期生熊敦入校后相信无政府主义，被开除出校。[18]同时，学校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十余名，发动学生暗中侦察，“系揭破他们-无政府主义者之内幕，使之在此校无立足之余地。”[19]学校坚决打击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但在思想上有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体的情况下，引发了学生的信仰问题，在思想上始终存在着无所适从的状态。一期生郑洞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坦率地说：“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的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我虽然愿意亲近并很尊敬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张却了解得甚少，这也是我当时思想上比较倾向于共产党人，却始终未加入中共的原因。”[20]一期生徐向前1927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入党时间是比较晚的。在谈到自己从三民主义信仰转变到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时，他说：“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21] 加之学生素质的参差不齐，有学生选举中的选票上“有写‘石达开’、‘林觉民’、‘曹锟’及‘蒋中正的雇用人’、茅延桢写成‘毛益蒸’等字样。并且个人选举胡写一气，未曾用观察力考试一番，再来写上，”[22]更延续了思想上的模糊状态。

　　总之，黄埔军校一再强调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作为国共两党合作创办起来的军校只能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主体的信仰。孙中山宣传两党在信仰和主义上并无多大区别，“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毕竟是两个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双方可以跨越信仰和主义的不同携手合作，但始终存在着由于信仰不同而引发矛盾的危机。

　　二、围绕信仰问题的斗争

　　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在思想和信仰的灌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政治部是军校担任政治教育的惟一机关，其主要的职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

　　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政治部的主任先后为戴季陶、邵元冲，两人任期都很短，“中间有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这个时期的政治工作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教官的一些演讲之外并没有地真正开展起来，“政治部的工作很清淡”。[23]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校长蒋介石的精神讲话进行。蒋介石利用各种机会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挥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做到，但是在精神上说，差不多由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到了以后几期，“因有东征之役，就不能专心一志，如教育第一期学生一样。”[24]

　　在多次训话中，蒋介石强调革命军人要以三民主义为信仰。1924年6月26日在军校的演讲中说：“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三民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25]在出现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要离开军校时，蒋介石很是生气，对学生训话时把三民主义的信仰强调得更高，他说：“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26]此时，尽管国民党右派在军校散布《护党特刊》进行反共宣传，但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右派的人，真是何苦多此一举？！”[27]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同学间精诚团结，第一期学生组成教导团参加了平定陈炯明叛乱的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如果单纯从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了两个团（指黄埔军校教导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为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28]

　　1924年11月，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正值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学生入学之时。此后，军校的政治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几乎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中共黄埔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军委书记周恩来负责，共产党的力量在军校得到了发展。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黄埔学生汇总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立就更加鲜明了”[29]，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和冲突上。围绕信仰问题的斗争以信仰分歧为名号，实则为国共冲突的具体体现。

　　1、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

　　为团结广大青年军人的力量共同参加国民革命，在周恩来的提议和主持下，1925年2月，经过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批准，校长蒋介石的同意“青年军人联会”建立起来了。在创立之初，它并不是党派色彩明朗的组织，只是一个在军校公开活动的群众性组织，凡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会员，贺衷寒、曾扩情都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随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壮大，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和基本力量，中共党员在其间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该会的刊物《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发表文章的，又多是共产党人，他们言论激进，难免刺痛了一些国民党人。“青年军人联合会”由最初全体同学参与的群众团体逐步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群众团体。此时国民党右派分子谢持等人来校煽动反共，宣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在军校内部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而是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面对这样的情况，1925年4月，在贺衷寒、缪斌等人的组织倡议下，以努力研究中山主义为名成立中山主义学会，向全国征收会员，之后发展为孙文主义学会。该会的实质“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如此我们就可以与他们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30]从王柏龄一席话中明显看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创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的，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31]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国民党内反共活动就由暗渡陈仓与明修栈道结合起来。[32]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明争暗斗非常激烈，校党代表与政治部为处理双方因斗争而发生的纠纷颇费周章。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平时监视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有时甚至夜里偷窃共产党员文件。两派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第一次东征期间，发生了林振雄（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和李汉藩（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发生口角，林竟然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此事在当时掀起了大风潮”。在东征前线梅县的一次集会上，李之龙和贺衷寒打了一次大架，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造成了军校的混乱和人心浮动。1925年2月初包惠僧接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把学生的浮动情绪安定下来，政治部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阅读书籍、整理笔记的方面，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减少，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33]

　　2、领导层对于两会冲突的态度

　　对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摩擦，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批评道：“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大多数没有把目前革命的任务搞清楚，没有认识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志，各立门户，互相摩擦，把革命的精神实力在内部闹小宗派抵消了。”[34]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听到情况的汇报后指示：“对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分子固然要斗争，党不能采取打架的方式。……最要紧的是在群众中建立我们的威信。”[35]青年学生往往意气用事，用打架等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同学间观念不同的问题，造成了同学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矛盾在国共合作两党关系微妙的背景下给两党的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逐步演化和上升为国共两党的冲突。

　　1925年8月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11月接任党代表，在信仰问题上汪精卫提出本校学生仍然还是“努力研究本党主义”，“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惑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买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除此之外其他的主义和思想是禁止宣传的，“假冒爱国之名而实行反革命之一切刊物，如《醒狮》之类，皆在禁阅之列。”[36]

　　汪精卫接任军校党代表到第二次东征前后，校长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极具迷惑性。在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已向周恩来提出要把军队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他，遭到周恩来的婉言拒绝。后来蒋介石又进一步提出了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不愿意的。[37]在已经流露出要排挤共产党之时，蒋介石言论上仍高唱“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朋友”，他在二次东征后完成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甚至公开发誓：“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1925年1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共示威游行，蒋介石在汕头得知消息后，“漏夜严电阻止。”[38]

　　之后，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排挤共产党员的行动，以信仰不同为名，借以调停“跨党”党员为中心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之间的冲突为由进行组织上的清理。
　　第二次东征后，蒋介石在潮州行营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各级党代表会议时提出“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活动均得公开”，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党部声明”。[39]翌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逼走了党代表汪精卫，4月3日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案，在“军制意见”[40]中，要求第一军跨党党员退出军官和党代表的职位。其理由是国民党的理论是三民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不适于担任国民党干部。由于第一军左右派的对立有时引起暴力事件，因此共产党最终也接受了这个消除对立的提案，退职工作在和平中进行。4月20日蒋介石在设宴招待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发表演说，强调了一个党里只有一个主义才好，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孙文）一个人。[41]想以此来解释共产主义者排除出国民党的正当性。

　　1926年4月7日蒋介石发布解散军校内诸团体的命令，此后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42]同年16、21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别解散。随后，经过若干准备，以校长蒋介石为会长，军校全体学员为成员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于6月27日成立，此后“尤其不准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43]

　　三、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占据了宣传上的优势

　　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宣传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共产党人基本控制了军校的政治部，在宣传导向上掌握了主动权。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之时正值黄埔军校第四期期间，共产党员在军校不再是“跨党”的双重身份，但无论是学生的数量和教官的力量，在历期军校中中共的力量是最强的。这既有中共有意加强军校的力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员在政治和宣传工作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包括校长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的认可。

　　黄埔军校的宣传工作主要由政治部负责。从1924年11月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始直至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政治部的正、副主任中中共或亲共的即占了6人，他们是周恩来、包惠僧、鲁易、汪精卫、邵力子、熊雄。[44]此外，恽代英、聂荣臻、肖楚女、张秋人等一批共产党人先后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们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大力推动军校政治宣传工作的开展。同时他们在学生中进行政治教育，也掌握了与政治教育相应的宣传报刊，甚至有些还直接参与了军校报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这就为共产党在军校宣传有利于自身的主张提供了条件。例如，作为黄埔军校的机关报和军校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黄埔日刊》[45]在军校和群众中的影响很大。该报的编辑工作由军校政治部负责，共产党员安体诚、宋云彬、尹伯修和李逸民组成编辑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熊雄对文章进行最后把关。编辑李逸民回忆道，校内新闻的刊登就比较麻烦，“例如蒋介石的讲话不登不行，全登也不行，因为他的许多言论有问题，需要经过整理和编写，稍有疏忽，就会出岔子。”[46]

　　附：（1924-1926）年黄埔军校出版报刊一览表

（资料来源：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除了掌握宣传报刊之外，共产党人还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共产党不仅数量发展很快，而且素质优秀。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47]这不能说是偏袒的说法。所谓的优秀性是指他们在实际工作、团结能力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其在理论宣传方面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说：“本党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说是统统都属于诸CP同志。”[48]1926年3月“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此时正值黄埔第四期招生，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多派人报考军校，以免军校被国民党右派占据。因此，第四期学生共产党员达270多人，是创校以来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时期。[49]与此同时进入黄埔第四期政治部工作的教官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熊雄、恽代英等，他们是党内一流的理论家，在宣传和政治工作中具有卓越的才能。在教官中，中共的力量比第一、二、三期强，国民党认为“此时政治部成了共产党活动的中心，比较军校第一、二、三期与四期以后的政治工作真是不能同日而语。”[50]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他在人员的任用尤其是政治人才的任命上还是十分重视共产党人，正如杨奎松先生所说的：“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是要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一直在做军校校长并且带兵打仗的蒋，比较两年前和两年来的经历，比较国共两党军官、教员和学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他的感受同孙中山、戴季陶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 [51]

　　结 语

　　黄埔军校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如何看待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引发了青年学生信仰上的模糊。但是，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凝聚青年学生精神力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历史任务面前，黄埔学子抛弃思想信念上的不同，精诚团结，取得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信仰的不同也是国共两党冲突的渊源，它在军校内部的显现是一个逐步公开化表面化的过程。

　　共产党人尽管占据了军校中宣传的优势，但它并没有取得军校实际的领导权，军事力量也没有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壮大。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总结这段经验教训时，认为当时的共产党忽视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因此宣传的优势就丧失了有力的支持成为无本之木。毛泽东由此得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指引共产党在此后的革命征程中最终取得了胜利。

　　[1] 参见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3]《招生简章》，《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6页。备注：根据零散的校史记载和回忆录，各期学生招生的要求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要求上略有区别。由于最早的招生简章尚未发现，该简章参照的是1925年的《黄埔军官学校之调查》。

　　[4]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页。

　　[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

　　[6]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7] 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8] 袁同畴：《一封谈论“恋爱问题”的信》，1926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转引自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国共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3页

　　[9] 参见《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国共关系再考察》，第53页。

　　[10] 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1] 季方：《黄埔散忆》，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委员会1984年版，第208页。

　　[12]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7辑567册-570册，文海出版社。该资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二、三、四队学生的详细档案。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取生350名，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生120人，编为第四队。1924年11月将军政部讲武堂（亦称湘军讲武堂）158人并入军校，编为第六队。1924年5月5日学生入校，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31日共有635人毕业。

　　[13]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7辑567册、569册，文海出版社。

　　[14] 曾庆榴、江铁军：《关于黄埔一期中共党员的考证》，《广东党史》2002年第4期，第37页。在入校前有25人加入了共产党，即25人是双重党籍的学生（又称“跨党”学生），

　　[15]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李大钊文集》（下），第704-706页。
　
　　[16]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35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860册，第9页。

　　[17]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6页。

　　[18] 1924年7月30日，《张隐韬烈士日记》。

　　[19] 1924年8月5日，《张隐韬烈士日记》。

　　[20] 郑建邦、胡耀萍：《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21] 《历史的回顾》，第42页。

　　[22] 1924年7月3日，《张隐韬烈士日记》。

　　[23] 《本校政治工作之历史发展》，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续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0页。

　　[24] 蒋介石：《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2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21－222页。

　　[27] 1924年8月27日，《张隐韬烈士日记》。

　　[28]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29] 黄 雍：《黄埔学生内部斗争的起因与发展》，《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41页、

　　[30] 王柏龄：《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38—339页。

　　[31] 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62页。

　　[32]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32] 《包惠僧回忆录》，第209页。

　　[33] 《包惠僧回忆录》，第157页。

　　[34] 《包惠僧回忆录》，第157页。

　　[35] 《汪党代表训令》，《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78页。这个时期的国共之争，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大革命时期中共在思想战线上的交战对手主要是国家主义派。这个时期与《向导》进行正面交锋的，一直是《醒狮》，对西山会议派和其他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只是偏锋而已。参见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国共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2页。

　　[37] 周恩来：《关于1924－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9页。

　　[38] 1925年 12月28日，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龙门书店1965年印行，第573页。

　　[39] 《调和本校党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1936年编，第22页。

　　[40] 1926年4月3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41] 1926年4月14、20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42] 《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1936年编，第24页。

　　[43] 《黄埔同学会始末》，《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66页。

　　[44] 参见黄振凉：《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台北中正书局1993年版，第188页。

　　[45] 《黄埔日刊》初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1926年3月3日创刊，由军校政治部编辑出版，1926年5月25日改名为《黄埔日刊》。该报每日一张，对开四版，是一份报道军校时事及日常生活为主的通俗机关报。改名为《黄埔日刊》后发行量由每日6000份骤增到2.6万份，是国民革命军中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

　　[46]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47] 1926年4月20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又参见覃异之的回忆。

　　[48]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72页。

　　[49] 2003年9月1日曾庆榴教授在“咨议局讲坛”上关于《共产党与黄埔军校》讲座。

　　[50] 参见《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第189页。

　　[51] 参见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Ο”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正编、续编），《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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