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12月21日讯：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对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批复，三个重量级文件，让滨海新区从天津———一座曾经淡出公众视野的城市，在2006年重新回到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而滨海新区和天津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功能由此重新确定。

　　2006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继深圳特区、上海浦东之后中国增长的第三个发展极，天津亦欲借此复兴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而国家战略赋予滨海新区的是要以创新的方式走出一条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趁国家政策利好之机遇，资本市场亦相当关注滨海板块、天津的发展，11月5日上海证券报开始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多次调查，时间跨度近两月，试图解剖天津滨海产业生态，揭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如何创新区域发展模式，如何开犁综合改革这块试验田，为国内区域发展提供借鉴、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本报记者 罗小军

　　对于滨海新区国家战略的理解，此前戴相龙在《求是》撰文指出：“从1994年起，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天津各界称之为中国增长第三极。而国务院《意见》特别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国家战略意图

　　如果说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更多的是天津的期待，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则更多的是国家战略。

　　天津市一位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我们原来的研究中没有对外开放的门户这一条，这是国务院特别加上去的”。对此，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滨海新区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亚力对上海证券报表示“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沉甸甸的压力”。

　　戴相龙上月会见外资银行代表时表示，天津滨海新区今后是国家改革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有127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可以作为工业用地，靠着两个直辖市和新疆、内蒙以及中亚地区的大腹地，“这些优势集中在一起，国家才决定把天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戴相龙还进一步解释，去年六月份到今年六月份，中央国务院一共开过七次会议，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研究，因此滨海开发开放“不是我们天津市的战略，也不是我们天津要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有三句话”，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有利于探索区域发展的模式”。

　　然而，滨海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意图既不限于支持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也不止于创造出增长的第三极，而是要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创新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国务院《意见》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不一样的模式

　　其实，增长第三极在戴相龙看来已经是一个事实，戴相龙11月在《求是》明言“天津滨海新区是……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那么天津滨海开发开放如何走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国务院《意见》指出：天津市政府“要进一步研究，细化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和金融、土地改革等专项方案，并按照有关程序报批后实施。”

　　天津市发改委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天津市目前已经成立了由戴相龙任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的课题组研究10大创新，即“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涉外经济、金融体制、土地管理、城乡一体化、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10个方面的创新”。

　　对比过去深圳和浦东的开发开放，天津市一位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天津滨海“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下令给优惠政策，现在已经加入WTO多年，要讲究国民待遇”。

　　那么天津以及滨海新区如何在全新时代背景下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使得天津滨海新区从而天津成为凝聚各类经济要素、辐射经济能量的中枢,进而创新区域发展模式，这已成为此次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验的国家战略用意。

　　谈起区域发展模式，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深圳开发开放10余年后，1992年左右形成以珠三角为核心的第一轮土地泡沫，引起国家宏观调控。随即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同样是10余年后中国第二轮房地产泡沫到达高潮，上海成为核心，对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形成影响，而上海正经历的一场变化尚未结束；随之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轰轰烈烈启动。

　　对于宏观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天津市一家排名靠前的国资背景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如果担心调控，那就没有发展”，目前，天津市上市企业一共25家。

　　天津滨海从一开始是否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这不仅是天津地方的选择，更是考验国家宏观调控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智慧。

　　创新招数

　　根据国务院《意见》：天津滨海要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赫然位列前两位的抓手仍然是金融和土地，但要求是创新。

　　天津市一位官员披露，目前滨海新区土地利用方面的特殊仅仅在“新增用地速度方面，比如全国10%，滨海可能可以18%至20%”，“用地程序方面并没有差别”，而民间众多金融机构积极呼吁天津借此创新机会推进“土地证券化”，以防止房地产价格短期内高企，避免珠三角和长三角重复演绎的房地产故事，据悉此建议已经提交中央。

　　而戴相龙在2003年上任天津市市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职出，要加快发展金融、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四个主导产业，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并取得一系列突破。而对于通过土地经营城市，戴相龙曾如此表示，只要政企分开，土地收购公开竞拍，收益部分政府还贷，政府调控房价上涨，通过信贷来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的效果就非常好。戴相龙亦曾公开承诺不会用过量的贷款创造政绩，而给天津市和他的后任带来沉重债务负担。

　　对于天津是否会重复广东和上海发展的故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茂初对上海证券报指出：“某个阶段要快速发展,必然会这样,天津这几年基础设施改善很大”,而“天津财政资金很少,靠什么？靠土地换资金,靠土地来换资金来快速发展,要么快速发展然后放缓下来,要么慢慢地发展。”

　　的确，天津这两年财政收入突飞猛进，2001年天津市财政收入304亿元，2002年达到375.8亿元，2005年达725亿元，“今年可能突破900亿元，都是实实在在的”。

　　而对于创新，天津市发改委领导表示，“创新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具体的事，而是体制，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当涉及到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时候，要加以改变，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非常复杂。”

　　天津市官员表示，当前最棘手的问题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滨海新区并非独立行政建制，新区管委会属于市政府派出机构，而区内有塘沽、汉沽、大沽三个行政实体，派出机构如何协调三大实体进行改革是一个重大创新课题。

　　一切尚在探索中，人们期待的是，天津从而天津滨海新区会否走出不一样的天空？

　　 解读新发展极

 　　周立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

　　深圳、浦东、滨海是中国的三个发展极，也是解读中国二十八年历史巨变之关键点。

　　不解读深圳，无法理解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之改革开放；不解读浦东，无法把握90年代中国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不解读滨海，无法预见中国未来之发展。

　　三个发展极是中国对接国际竞争的三大平台，也带动着东部三大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先行区。

　　滨海新区是一个全新概念，它的外延是京津冀、环渤海，这一区域不仅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也是对接国际竞争的桥头堡。它在东北亚的崛起，孕育着中国新一轮的国家战略———参加国际竞争的新基地、新通道。

　　滨海新区作为新发展极，不仅是其特有优越区位和历史发展积淀，更重要的是它的崛起将引领和带动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

　　有别于深圳和浦东，“承南启北”、“以东带西”———滨海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重新定位，蕴含着北方地区发展新的起点。它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承担着带动区域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任，而且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道路。

　　我们憧憬着第三个发展极的崛起与未来，因为，新发展极的使命不仅要承接，而且要应战；不仅要创新，而且要扩散；不仅要构建，而且要示范。

　　第三个发展极的历史使命 

 　　钟茂初（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各种政策举措来分析，天津滨海新区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具体包括：

　　一、展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 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重点强调的就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改革重点包括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支持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土地管理改革。在有利于土地节约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创新土地管理方式，加大土地管理改革力度；推动天津滨海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给予天津滨海新区一定的财政税收政策扶持。

　　二、创新区域发展模式

　　从战略角度看，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的一个重要主旨，就是通过“激活”中国北部增长极———环渤海地区，进而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滨海新区作为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新兴发达区域，不仅在产业、技术、资本等因素要扩散到京津冀都市圈、环渤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而且在金融深化、市场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市场经济制度、资本市场的要素流动、开发开放的理念等因素也应扩散到上述区域。

　　三、构建优势产业群

　　滨海新区近期主要突破的方面是：一是在新的工业化阶段着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自主品牌；二是通过滨海新区的聚集，以产业发展创新，形成引领中国乃至引领世界的工业产业。三是产业发展有所选择，排除落后的、效率低下的、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有负面影响的、难以形成产业群集的产业；四是吸引、培育国家级的产业技术创新基地，从而带动全国的产业创新能力。

　　四、打造对外开放门户

　　天津滨海新区在探索开放新模式的方面要起到以下作用：一是迅速适应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并将受到世贸规则的约束、原来特区和开发区等实施的一些优惠政策将逐步淡出的新形势，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思路和新模式。二是把握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的机会和优势，积极参与并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和发展。三是把握作为欧亚大陆桥东部主要起点的有利条件，强化中国与中亚、欧洲国家的紧密经济联系，起到辐射带动中国北方融入全球化进程、形成“海路与陆路并举”的开放性经济的作用。

　　五、探索科学发展的新路径

　　通过滨海新区的实践和探索，寻求节约资源型、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滨海新区不仅承担着新时期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引领与探索作用，而且也承担着中国发展节约型循环型经济的引领与探索作用。

　　三个发展极实现接力跑

   　　吴浙（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当改革的接力棒从深圳经济特区经上海浦东新区再传递到天津滨海新区手中的时候，滨海新区所面临的发展条件，与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和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效用和冲击都在逐渐减缓，加快自主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中央决定加快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要通过打造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个发展极，使天津市和京津冀地区在加快自主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能够尽快取得重大的进展，探索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成为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试验区。

　　从区际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各个发展极之间不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的争夺，而是在进行一场接力跑。因为三大发展极的竞争力更多是表现在外部市场上，其取决于它们有关生产和服务部门是否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三大发展极之间的接力跑，是要在充分发挥每一个发展及已经具有的优势基础上，重点补上每一个发展极所存在的“短板”，进而提升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在此思路之下，为了弥补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中央政府决定在天津滨海新区率先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一系列重要的金融创新。

来源：上海证券报 

编辑：we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