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出席长征三号甲遥十八火箭加注前质量评审会（12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摄
12月15日，星期三，成都双流机场。
81岁的孙家栋又一次搭乘飞往西昌的CA4469次航班。
孙家栋多次去西昌。无数次的奔波，让双流机场检票口的值班员对这个面孔太熟悉了，所以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分外热情。
孙家栋这次去“月亮城”，是坐镇指挥北斗导航系统第七颗卫星上天。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多个航天器中，由孙家栋担任负责人的就有34个。
“我能在航天方面做出一点成绩，说来其实有点偶然。”孙家栋说。
这位航天专家的学习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他学过土木、汽车，1951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专业是飞机设计。
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七年里，孙家栋各科成绩年年是优秀。1958年3月，年年保持全优的孙家栋，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那一年，全苏联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总共只有13名学生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登上了归国的列车。“我在苏联学的是飞机设计，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想着回来后在空军好好工作。”
但是，孙家栋没能实现造飞机的宏愿。
其时，中国正在谋划发展导弹事业，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术人才。孙家栋二话不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
一无设备，二无资料。当时发展导弹事业可谓一张白纸，两手空空。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孙家栋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那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搞了9年导弹，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直升任为总体部副主任。其间，中国导弹、核导弹先后研制成功，孙家栋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专家。
1967年7月29日，一个炎热的夏天。孙家栋正在办公室伏案进行导弹设计。
一道调令，让孙家栋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且建树颇丰的领域，担当起卫星研制的重任。 这一次，孙家栋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
1967年的中国，正值“文革”爆发之初。风雨飘摇中，孙家栋接过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的担子。
此时的孙家栋，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种种难题，更有政治风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又因为爷爷是“富农出身”，孙家栋的压力比一般人更大。
“东方红一号”研制后期发生的一件事让孙家栋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佩戴毛主席像章蔚然成风。许多单位把研制的卫星仪器也镶上毛主席像章。多了这些像章会使卫星超重，从而降低卫星、火箭的可靠性。但是，要拆下这些像章吧，又怕成为政治问题。孙家栋为此苦恼不已。
1969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孙家栋随同钱学森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情况。要不要提像章的问题？孙家栋很犹豫，他必须对卫星负责，这也是对国家负责。
思虑再三，孙家栋决定向周总理直言，像章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周总理指出，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看一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处处挂毛主席像章。回去以后，孙家栋传达了周总理的原话，方才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太空响彻《东方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得知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刻，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孙家栋顿时感到浑身疲惫无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我国也于2004年启动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
在此之前，中国的卫星最远只到过8万公里的太空，而月亮离我们有38万公里。此前我们所有的卫星，都只需要考虑地球和卫星之间的运动关系，而探月需要考虑地球、月亮和卫星三者之间的运动关系；加一个变量，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时年75岁的孙家栋，接下了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了。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对此，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的老伴魏素萍回忆说，搞“嫦娥一号”时，孙家栋经常半夜走到凉台上，仔细地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工程技术方案。“有时他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折腾得我也睡不踏实。”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三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这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